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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造优质的汉语

来源:花城(微信公众号) | 韩少功  2020年06月20日09:21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那么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当过多年的编辑,最不喜欢编辑们在稿签上写大话和空话。“这一篇写得很好”,“这一篇写得很有时代感”,“这一篇写得很有先锋性”。什么意思?什么是“好”?什么叫“时代感”或者“先锋性”?写这些大话的人,可能心有所思,但解析不出来;可能心有所感,但形容不出来,只好随便找些大话来敷衍。一旦这样敷衍惯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会粗糙和混乱,就会钝化和退化。一旦某个民族这样敷衍惯了,这个民族的文明就会衰竭。我对一些编辑朋友说过:你们不是最讨厌某些官僚在台上讲空话吗?如果你们自己也习惯于讲空话,你们与官僚就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原谅一个小孩讲话时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是“好”就是“坏”,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因为小孩没有什么文明可言,还只是半个动物。但一个文明成熟的人,一个文明成熟的民族,应该善于表达自己最真切和最精微的心理。语言就是承担这个职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至少,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没有自己的面目,更缺乏自己的创造。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着”就是进行时,“了”就是完成时,“过”就是过去时。这样一用,弥补了汉语的逻辑规制的不足,把英语的一些优点有限地吸收和消化了。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语法这只鞋。我们现在的大多数汉语研究还在削足适履的状态。我们看看报纸上的体育报道:“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意思是中国队胜了;“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意思也是中国队胜了。这一定让老外犯糊涂:“胜”与“败”明明是一对反义词,在你们这里怎么成了同义词?其实,这种非语法、反语法、超语法的现象,在汉语里很多见。汉语常常是重语感而轻语法,或者说,是以语感代替语法。比如在这里,“大”一下,情绪上来了,语感上来了,那么不管是“胜”是“败”,都是胜了,意思不会被误解。

又比方说,用汉语最容易出现排比和对偶。你们到农村去看,全中国最大的文学活动就是写对联,应该说是世界一绝。有些对联写得好哇,你不得不佩服。但英语理论肯定不会特别重视对偶,因为英语单词的音节参差不齐,不容易形成对偶。英语只有所谓重音和轻音的排序,也没有汉语的四声变化。据说粤语里还有十三声的变化,对我们耳朵形成了可怕的考验。朦胧诗有一位代表性诗人多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曾经在英国伦敦图书馆朗诵诗,一位老先生不懂中文,但听得非常激动,事后对他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语言。这位老先生是被汉语的声调变化迷住了,觉得汉语的抑扬顿挫简直就是音乐。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语言理论不会对音节对称和声律变化有足够的关心,不会有这些方面的理论成果。如果我们鹦鹉学舌,在很多方面就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

还有成语典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成语典故之多是汉语的一大传统。一个农民也能出口成章言必有典,但是要口译员把这些成语典故译成外语,他们一听,脑袋就大了(众笑),根本没法译。应该说,其它语种也有成语,但汉语因为以文字为中心,延绵几千年没有中断,所以形成了成语典故的巨大储存量,其它语种无法与之比肩。每一个典故是一个故事,有完整的语境,有完整的人物和情节,基本上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的浓缩。“邻人偷斧”,“掩耳盗铃”,“刻舟求剑”,“削足适履”,“拔苗助长”……这些成语几乎都是讽刺主观主义的,但汉语不看重什么主义,不看重抽象的规定,总是引导言说者避开概念体系,只是用一个个实践案例,甚至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推动思想和感觉。这样说是不是有点罗嗦?是不是过于文学化?也许是。但这样说照顾了生活实践的多样性和具体语境的差异性,不断把抽象还原为具象,把一般引向个别。在这一点上,汉语倒像是最有“后现代”哲学风格的一种语言,一种特别时髦的前卫语言。

今天晚上,我们对汉语特性的讨论挂一漏万。但粗粗地想一下,也可以知道汉语不同于英语,不可能同于英语。因此,汉语迫切需要一种合身的理论描述,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创新来解放自己和发展自己。其实,《马氏文通》也只是取了英语语法的一部分。我读过一本英文版的语法书,是一本小辞典。我特别奇怪的是:在这本专业辞典里面,“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都列为词条。这也是一些语法概念吗?为什么不应该是呢?在语言活动中,语法,修辞,文体,三者之间是无法完全割裂的,是融为一体的。语法就是修辞,就是文体,甚至是语言经验的总和。这种说法离我们的很多教科书的定义距离太远,可能让我们绝望,让很多恪守陈规的语法专家们绝望:这浩如烟海的语言经验组合从何说起?但我更愿意相信:要创造更适合汉语的语法理论,一定要打倒语法霸权,尤其要打倒既有的洋语法霸权,解放我们语言实践中各种活的经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诗论、词论、文论,其实包含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但这些宝贵资源一直被我们忽视。

瑞士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写了一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对西方现代语言学有开创性贡献,包括创造了很多新的概念。他不懂汉语,虽然提到过汉语,但搁置不论,留有余地,所以在谈到语言和文字的时候,他着重谈语言;在谈的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时候,他主要是谈共时性。他认为“语言易变,文字守恒”。那么世界上最守恒的语言是什么?当然是汉语。如果汉语不能进入他的视野,不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他就只能留下一块空白。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多人说起索绪尔的时候,常常不注意这个空白。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以后,中国人最应该写一本《普通文字学教程》,但至今这个任务没有完成。

索绪尔有个特点,在文章中很会打比方。比如他用棋盘来比喻语境。他认为每一个词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是由棋盘上其它的棋子决定的,是由棋子之间的关系总和来决定的。“他”在“它”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事物,但在“它”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人。同样,“他”在“她”出现之前,指代一切人,但在“她”出现之后,就只能指代男人。如此等等。这就是棋子随着其它棋子的增减而发生意义和功能的改变。在这里,棋局体现共时性关系,棋局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历时性关系。这是个非常精彩的比喻,让我们印象深刻。那么汉语眼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棋局?外来语、民间语以及古汉语这三大块资源,在白话文运动以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白话文运动以后,在经过了近一个多世纪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后,这三种资源是否有可能得到更优化的组合与利用?包括文言文的资源是否需要走出冷宫从而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都是问题。眼下,电视、广播、手机、因特网、报刊图书,各种语言载体都在实现爆炸式的规模扩张,使人们的语言活动空前频繁和猛烈。有人说这是一个语言狂欢的时代。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一个语言危机的时代,是语言垃圾到处泛滥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掉以轻心。我昨天听到有人说:“我好好开心呵”,“我好好感动呵”。这是从台湾电视片里学来的话吧?甚至是一些大学生也在说的话吧?实在是糟粕。“好好”是什么意思?“好好”有什么好?还有什么“开开心心”,完全是病句。“第一时间”,比“尽快”、“从速”、“立刻”更有道理吗?“做爱”眼下也流行很广,实在让我不以为然。这还不如文言文中的“云雨”。做工作,做销售,做物流,做面包,“爱”也是这样揣着上岗证忙忙碌碌make出来的?

我有一个朋友,中年男人,是个有钱的老板。他不久前告诉我:他有一天中午读了报上一篇平淡无奇的忆旧性短文,突然在办公室里哇哇大哭了一场。他事后根本无法解释自己的哭,不但没有合适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情,而且一开始就没有语言来思考自己到底怎么了,思绪纷纷之际,只有一哭了之。我想,他已经成了一个新时代的barbro,一天天不停地说话,但节骨眼上倒成了个哑巴。就是说,他对自己最重要、最入心、最动情的事,反而哑口无言。事情上,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要成为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不要成为胡言乱语或有口难言的人。

本文节选自韩少功2016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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