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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父亲是个游戏大王,歌德的父亲喜欢带着儿子一起阅读;而卡夫卡和里尔克的父亲,却成为他们各自人生路上的阴影 “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来源:文汇报 | 黄雪媛  2020年06月20日09:12

在又一个父亲节到来之际,写下这篇文字,致敬世间那些可爱的,懂孩子的父亲们,同时轻轻地提醒:游戏之美不分贵贱,陪伴之乐造福子孙。

春天糊蜈蚣风筝,夏天刻西瓜灯,秋天给金铃子做玻璃盒,元宵扎灯笼……汪曾祺的父亲会做各种好玩的东西,只图让孩子们高兴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不久前读到汪老写他父亲的文章,文中绝口不提成年后与父亲因经济问题而起的罅隙,而只提父亲的种种好。这种选择性的写作,我想并非出于虚饰家庭关系的意图,而是出自什么都往好处想,只愿记住好事情的心态。而这心态,正是得益于他的父亲。一个人若幼时得到了充分的父爱,并且父亲又是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兴致勃勃过日子的人,那么成年后,这个人即使遭遇坎坷风浪,生命意志也不会轻易毁废,甚至还能发展出一种渊静自守,从容自得的生命态度。

汪曾祺的父亲名菊生,字淡如,家中排行老三,乃旧制中学毕业生,也算是那个时代的功名之一了。汪家是旧式地主家庭,还开着药铺,在当时的高邮可归为工商乡绅阶层。因此汪菊生手里有些钱,又有闲,又爱玩,几乎没有一天不从日子里找乐子的。但菊生并非是那种旧家族的颓废公子,终日无所事事,玩物丧志。我读汪曾祺《我的父亲》一文,深感汪父其人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不拘世俗常规,兼具慷慨侠义与细心柔肠,是彼时开明乡绅的风骨和做派。他传承祖传的医道,中西融合,以给人治眼病为职业,常有出奇制胜之招;平常又热心公益,周济穷人,惠及乡里。时年高邮发大水,汪菊生不顾自己安危,撑了竹篙,四处救人……这些都让人心生敬佩。

而我更羡慕,更为留意的,是汪菊生对待日子的游戏精神和诗意气质。可以说,汪菊生是一个“游戏大王”,也是一个“生活艺术家”,凭借着天赋的灵性和热情悠游于岁月之中。在汪曾祺笔下,他父亲对于文艺体育,几乎无所不爱,无所不通。他首先是一名运动达人:踢足球,练武术,刀枪拳击骑马驯马游泳,样样拿得起,且样样出色,撑杆跳居然还得过当年江苏省运动会第一名。汪菊生又玩过一阵子乐器,西洋的,民族的,一学就会,一点就通。摒挡丝竹之后,他又投身画画刻章藏石,与玩音乐一样,也无师承,却颇有几分心得。

遥想当年,高邮汪氏老三家的宅门可谓“有琴有书,载弹载咏”,一派清新活泼气象。汪菊生性格随和没有架子,交友又不拘,常与各路友生切磋琢磨,互赠作品。他在文艺领域的玩法,不仅有一股传统士绅的清雅,更有种新派人士的洒脱。比如他巴巴地将自己的一把好琵琶去换理发师的“又脏又旧,油里咕叽”的琵琶,只因“这面琵琶声音好!”又比如他再婚时,新房里挂了一幅画,是他的一位和尚朋友画的,他并不理会迷信禁忌。而且这个大男人,也常常带着孩子们一起玩,宁做“孩子头”,不摆家长威风。他会做各种好看好玩的东西,不惜功夫,只图汪曾祺姐弟俩高兴。春天他给孩子糊蜈蚣风筝,夏天镂刻西瓜灯,秋天制作养金铃子的玻璃盒子,到了元宵,就扎元宵灯笼,手艺之精妙,羡煞一众邻里:

“我父亲手很巧,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他会做各种玩意。元宵节,他用通草(我们家开药店,可以选出很大片的通草)为瓣,用画牡丹的西洋红(西洋红很贵,齐白石作画,有一个时期,如用西洋红,是要加价的)染出深浅,做成一盏荷花灯,点了蜡烛,比真花还美。他用蝉翼笺染成浅绿,以铁丝为骨,做了一盏纺织娘灯,下安细竹棍。我和姐姐提了,举着这两盏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好多人围着看。”

每年到了春天,汪菊生用绢糊风筝,用胡琴的老弦做风筝线,制成之后,被孩子们簇拥着,放飞于田野,怎一个快活热闹了得!

“这时麦子尚未‘起身’,是不怕踩的,越踩越旺。春服既成,惠风和畅,我父亲这个孩子头带着几个孩子,在碧绿的麦垄间奔跑呼叫,其乐如何?”

至于说到汪曾祺的“美食家”品位,若没有他父亲亲手做的饭菜的滋养,说不定也是要大打折扣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一回收到家信,打开来有一小包玻璃纸包着的“虾松”,那是他父亲做的美味小食:“河虾剁成米粒大小,掺以酱瓜小丁,入温油炸透”。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世间父子家书史上最富有创意和温情的举动!这个男人不仅洒脱磊落,亦有情深心细的一面,无论对妻子,还是对儿女。汪曾祺还提到这么一节,有一年父亲陪他外地考中学,小旅馆里臭虫多,他父亲用蜡烛油滴臭虫,竟忙了一夜,“我美美地睡了一夜,父亲一夜未睡”。

都说汪曾祺的散文清润质朴无矫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总比旁人多几层,记性又超群(好的作家哪个不是有过人的记忆力呢?)。他写他父亲,亦是如此文风。细节从记忆之河里汩汩流出,丰润了文骨文气,哪里还用得着刻意修饰?然而我读《我的父亲》一文,却感觉到文字下被压抑的情感热流,似要时时燃起那恬淡的笔风。写此文时,汪曾祺72岁,按照他的话说,已是“皤然一老了”,他会写下“我的父亲很喜欢我”这样的话,还不止一次发出“我想念我的父亲”和“我经常做梦梦见他”这样孩子般的呼唤。即使是平静的叙事,字里行间也恰似秋天的银桂花瓣,传递清凉的苦甜。我想,他是深谙了人间的乐趣,万物的情意,却也充分领教了人世的兴衰轮替、亲情的疏离龃龉之后,铺纸展开这场“童年之旅”的。回望父亲那早已依稀的身影,他的笔端流淌出八个字的总结:“我的童年是很美的。”这八个字,是庆幸,是感激,是无尽的思念。

确实,能拥有一个做着“好玩”的事情,发明种种游戏和美食的父亲,是何等的幸运!谁不希望有一个大玩伴一样的父亲呢?汪菊生广博的兴趣,开明的作风,给年幼的汪曾祺带去了新鲜的刺激,唤起他对世间种种事物的好奇;他细腻温厚的父爱,也影响了儿子日后的文章与做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汪菊生给予了一个父亲能给儿子的最宝贵的礼物。

歌德的父亲尊重儿子的天性爱好,高兴地关注着儿子文学创作上的进步,把他认为的成功之作装订成册;相比之下,里尔克和卡夫卡就没有这么幸运

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读汉语文学,总会联想到德语世界里的人物。说起汪菊生汪曾祺这对父子,脑子里便跳出歌德父子、卡夫卡父子、里尔克父子……各种正面的反面的亲子教育例子。比如歌德,虽说他的文艺天性和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大多遗传自他的母亲,而从父亲那里遗传了严肃谨慎的一面。但他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绝不是个老古板,这位法学博士对待生活,亦不乏游戏精神。有趣的是,约翰·卡斯帕尔是以那种钻研学问的坚定劲头投身于业余爱好的。他热爱旅行,并热衷记录,一本意大利游记竟写了整整十年!这么看来,儿子日后花60年时间完成《浮士德》,也就不足为怪了。约翰·卡斯帕尔还是个知足常乐的人。他仕途不旺,捐了个皇家顾问的官,其实是个虚职;他本人却并不在意,反正家里有的是让他忙的事情:

“他赋闲在家,管理财产,撰写游记,收集书籍,画像,养蝉,教育孩子,特别关照大有希望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名字)。” (引自《歌德——生命的杰作》,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著,卫茂平译)

歌德的父亲并不一味望子成龙,他能推己及人,尊重儿子的天性爱好。他送儿子去读法律,希望子承父业,但也“高兴地关注儿子文学创作上的进步,把他认为的成功之作,仔细装订成册。”他把古七弦琴这个缪斯和艺术象征作为家庭纹章,不经意间为儿子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他也舍得时间培养儿子的学问,高薪聘请了家庭教师,却也喜欢亲自上阵,教授一双儿女文史地理法律,教得是雄心勃勃,不亦乐乎。他还带着儿子一起读他写的游记,熟悉他收藏的书画。歌德父子形同师徒,又似同道友人。在法兰克福的旧书店里,做父亲的“站在书架旁,仔细端详古老的图画、文件和旧书”,做儿子的陪在一侧,也寻觅着心爱之书,父子俩总是各有收获。

歌德父亲和那位在布拉格经营着妇女用品商店,也送儿子去读法律的赫尔曼·卡夫卡(卡夫卡的父亲)形成一种有趣的对比。后者是一个勤勉的实干家,和妻子日复一日地在店里忙碌,疏于照顾和陪伴孩子,只把孩子托给保姆照看。对于度假休养之类的事情,老卡夫卡是能免就免,能拖就拖。

“每逢节假日或者外出疗养,商店不得不休业时,他们就会浑身不自在。对他们而言,并不是生意忙碌导致劳累过度而需要疗养,而是疗养能使他们更精力充沛地经营生意。盛夏时节,一家人租了布拉格附近的周末度假屋,赫尔曼·卡夫卡会独自留在店里再工作几小时,之后才赶去和家人度周末。” (引自《卡夫卡传——关键岁月》,莱纳·斯塔赫著,黄雪媛译)

在父亲赫尔曼眼里,儿子关在房间里与朋友高谈阔论文学小说,是不务正业,“尽搞些花天酒地,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可怜的卡夫卡只敢在夜深人静,父母睡着之后,才摊开他的笔记本,乱写一气。奉行素食主义的他,还得忍受肉食主义者父亲从餐桌另一头投来的不屑目光。

同样出生于布拉格的德语诗人里尔克和他父亲的关系,比卡夫卡父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卡夫卡三度订婚,最终没结成婚;里尔克虽然结过婚,育有一女,却早早从家庭和育儿的责任中逃逸了,从此居无定所,游荡人间。这两位各自成就了小说和诗歌的志业,在世俗生活上却充当了一名逃兵。归根结底,是少时家庭的阴影使得他们在面临婚姻与家庭的义务时顾虑重重,怯于承担。卡夫卡的父亲粗暴强悍,还喜欢唠叨抱怨,诸如自己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才扯起这份家业,儿子却不懂感恩等等;里尔克的父亲任职铁路局督察,个性平庸,思想僵化,他不顾儿子的艺术天性和羸弱体质,在里尔克十岁时,就送他去读军事学校,接受多年严酷教育,这段经历造成了里尔克噩梦般的回忆。卡夫卡和里尔克的个性命运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优柔寡断,敏感多疑。尤其卡夫卡,成年后也长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在父亲面前瑟缩如老鼠,压抑如甲虫。我难免想到,做父亲的整天板着脸孔,只知训诫和期望,而不懂玩乐之美,亲子之乐,那么就很难期望儿子成年后身心平衡,乐观豁达了。

虽说家境的差异,会造成父亲们不同的生存压力和处世心态。但对于日常消遣与游戏,相似家境的人也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我想起哈姆雷特那句“因此顾虑使我们都变成了懦夫”,那么逃避“玩乐”,能不能算懦夫呢?若身为父母,面对天性需求都扭捏踌躇,甚至愧疚,要想法设法地驱赶、消灭它,怎能指望他对待孩子宽容,并赋予孩子玩乐的自由呢?苛待自己的人,多少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苛待他人,甚至苛待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对生活麻木,缺乏趣味的人,会把陪伴孩子视作负担,不能从中获得满足。因此,在父亲节到来之际,写下这篇文字,致敬世间那些可爱的,懂孩子的父亲们,同时轻轻地提醒:游戏之美不分贵贱,陪伴之乐造福子孙。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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