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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翼新诗与汉语现代化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 | 陈爱中  2020年04月30日09:25

提要:左翼新诗是汉语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收获之一。1928—1937年,近十年的左翼文艺在阶级论和工具论的语言观指导下,对汉语现代化方案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以讨论、辨析的方式有组织地进行预设。左翼新诗是其语言观在新诗领域的实践,是汉语现代化的言语行为,但是一次并不成功的汉语现代化实践。

关键词:左翼新诗 汉语现代化 语言观

二十世纪是理性主宰的世纪,线性时间和进化论的价值相结合,让未来可期,并具有预设性。饱受西方现代文明打击的晚清据此有了迈向现代化的愿望,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庚子留学。夯实了格物致知的思维基础,是为科学、逻辑等现代思维的表现。培养了一批卓越的农耕文明掘墓者,既浸润欧风美雨,又深知汉语传统文化之弊的知识分子。比较的视野让他们对汉语文明的来路和去途清晰明了。甲午之役,证实只是器物的改良和引入不是良途。于是有精神启蒙,鲁迅做起小说来。更为基础,也更为重要的,则是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汉语变迁,尽管胡适竭尽全力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创作中寻找这次汉语变革的传统因子,以降低变革的阻力。但实质上,依然是欧化,只能是印欧语系为模板的创制,以改造汉语的持存方式,呈现现代思维样式。朱自清先生说:“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

汉语现代化如何进行?汉语新诗开创者胡适曾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理想,也就是语言和言语的相辅相成,没有文学创作之类的言语实践的支持,语言的变革只是抽象的概念。他之努力于写作白话诗,就是想让白话代替文言的汉语流变中,落实到“言语”的实践中,以证实变革必要和可行。《尝试集》《草儿》为代表的初期白话新诗集,以及鲁迅小说、周作人散文的出版,标志着胡适们的理想得以局部的实现。不同于先进器物的引入,汉语的现代化在理性预设的格局中,并不一定能在实践中得以顺利地呈现。解构掉传统汉语文学样式,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一干五四闯将很快就回去“整理国故”了,知难而退,在文学实践而非理性认识上否定了汉语现代化的预设。但在“革命”的必然性和进化论的线性时间支撑下,汉语现代化不可遏制,并且到了左翼时期。

从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提出“革命文学”,到1937年抗战文学兴起。这段时间也就是文学史上的左翼文艺时期。和五四一样,较为集中地探讨了汉语现代化的新路向,并因之而牵扯到新诗命运的问题。

一、大众语:阶级论与工具论的语言观

传统的汉语基本是没有“时间”意识的。“数千年来,即有史以来,汉语语法是变化不大的:它靠着几千年维持下来的某些语法特点和以后发展出来的一些特点,以自别于其他的语言。”但在现代理性逻辑的主持下,“语言的变化是系统性的变化,而且朝着一定的目标”。合目的性的生存法则的要求,建立与现代思维相适应的现代语言是社会现代化需要解决的前提,汉语的现代化必须是在时间意识主导下的存在样式。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性必然要求的替代性变迁。左翼文艺的目标,是要创办“普洛大众的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的话来写。这是普洛大众文艺的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强调现代,是区别于五四的时间界限,体现进化的标识,而普罗大众的需求,则是这次汉语现代化的意图。也就有了如下的汉语现代化预设:

首先,语言为器,服务于大众。胡适号召白话取代文言,其最初目的也是为了培养大众的阅读能力,普及现代民主的理念,但五四是批评“文以载道”的观念的,并不只是将语言当做皮相。而在左翼的语言观里,“文字只是传述的一种工具”。是“更浅近的普通俗话,标准是:当读给工人听的时候,他们可以懂得”,“无产阶级在这里有一个坚定的自信力:他们口头上所讲的话,一定可以用来写文章,而且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为此,他们批评五四白话的语言本体化所带来的精英化现实,认为五四的语言革新运动“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这五四式的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以前的文言一样”。并且针锋相对地立论说:“大众语是反白话的,这是因为白话运动并没有完成它自身的任务,达到‘言文一致’的成功,反之,它已走上了投向‘文言’的危机,成为语言文字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里对五四白话运动的批判,看似“殊途”,其实是“同归”的,只不过内涵不同,立场有变。五四的白话文运动,是基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社会文化的整体需求,是语言启蒙的重要表征。它所提出的建立“言文一致”的现代语言目标,是认知思维的创造,是立足于语言本体的一种建构思路,其根本目的是在综合传统汉语资源、域外语言资源和当时代的语言现实,来建构一种理想的符合现代思想表述的语言系统,而非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到了大众语运动中,语言被赋予阶级属性和政治需求的指向性,决定了语言只能是信息传输的简单工具,自身不能具有独立性,“言有尽而意无穷”或者“言近旨远”都是谬误的,“必须用真正的白话,而且是浅近的白话,每一次用到新名词一定要顺便的解释;句法要简单、明了、短俏,代名词要确切、清楚,如果不能够,那么,宁可多用几次名词;缩短语越少用越好等等”。

其次,为什么是大众语。何谓大众?按照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当时的考证,其内涵从最早做苦役的众人,发展到今天意指大多数的“众人”,是个中性词汇,和五四白话文的启蒙对象是一致的,但具体到大众语中的大众,实际上是迥然有别的,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国民”,周作人《平民文学》中的“平民”都是有区别的。这是个带有阶级属性的特指群体,也就是去精英化的“无产阶级”群体。所指不同,语言所用的目标自然有别。瞿秋白曾叙述当时汉语存在的杂乱状态:“现在中国文字的情形是: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字:(一)是古文的文言(四六电报等等);(二)是梁启超式的文言(法律,公文等等);(三)是五四式的所谓白话;(四)是旧小说式的白话。”并否定五四的汉语现代化成绩,视其为“新文言”:“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而旧小说式的白话,却是古代的白话,比较有规律的溶化着一些文言的文法,这是明朝人说过的话,虽然读起来也并不是现代中国人口头上说的话,而只是旧戏里的说白,然而始终还是读得出来的。……所以新的文学革命不但要继续肃清文言的余孽,推翻所谓白话的新文言,而且要严重的反对旧小说式的白话,旧小说式白话真正是死的言语。”这种“读得出来”的语言标准,就有点口耳相传,无论文字的意味了,这符合当时代大多数底层的“文盲”状态。进一步说,相对于五四语言变革的启蒙身份,瞿秋白的语言诉求更具有“革命”的激进色彩,也否定了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寻找的五四语言变革的传统资源,比如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写实诗歌,《红楼梦》《水浒传》等的白话,等等。理想的大众语运动基本上否定了汉语现代化所能够汲取的各种资源。甚至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推进汉语的现代化,颇带有自毁前途的意味,因为从根本上就是否定了文字出现的革命性意义。

对于左翼文艺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存在必然性,那么“大众语”的语言要求也就是必然的。只不过,相对于五四时期“国民”和“平民”作为被“启蒙对象”,大众语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则是被需要被“大众”所启蒙的群体,汉语现代化的主客体关系发生了互换。这就可以理解,文学史家陈子展批评当时盛行的欧化白话“不是大众的语言”。在传播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申报》,则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解释了左翼文艺选择大众语的缘由:“要表现大众生活,只有用大众自己的语言方得达到成功,也可以说,在大众的实生活中,已孕育着大众语言的成长,只待我们采用。”采用而不是创造,汉语现代化的方式在“大众语”这里得以质的改变,不管事实结果如何,至少在理论设计上如此。甚而至于,瞿秋白后来界定 “大众语”概念为“无产阶级普通话”,或者等同于汉语中的“方言”“土话”来,以地域来划分,要建立“特殊的广东文福建文”,等等。这么说来,实际上,就汉语现代化来讲,大众语运动的这种一味趋就于“底层”甚至“地域”性现存语言的做法,实在是不落实处的想像,因为“文字的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人为最成功”。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同样的问题从胡适延续到瞿秋白,其内在的指向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相对于胡适基于启蒙的要求,要为大多数人“请命”,尤其是为底层的“引车卖浆之徒”能够接受现代文明,而提出汉语现代化的“语言问题”。瞿秋白这里的“语言问题”则更为狭隘和单一,它并不是立足于现代化的汉语本体,而是阶级论基础上的语言选择问题。所谓的大众语,基本就是指“无产阶级”族群的特定语言。可以说,“大众语”先天的局限性是违背汉语现代化的民主性和作为现代民族语的根本目的的。

二、新诗的窘境:汉语现代化的左翼表现

作为后生性的现代化,印欧语系及其成功的文化实践,让紧随其后产生因变的汉语前途有迹可循,而且是带有宗教般虔诚的趋同和自信。五四时期的胡适、傅斯年们自信于所设定的语言改革的蓝图,并于1920年,促使北洋政府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中小学教育中使用白话文,在教育实践中获得巨大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在1935年,赵家璧主编,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众多新文学主将参与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本,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不到二十年,白话文就完成了从日常应用到文学创作上的立体呈现。这在任何语言变革的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促成这种格局的,有两种原因:一是参与人多是庚款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本就属于精英团体,对语言的深层掌握能力甚至属于学理精湛的“学院派”,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文化教育领域的话语权,比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等。二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汉语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模仿的现代化,有现成的样板,并不是汉语自身的时间因变。“别求新生于异邦”,翻译成为当时最为倚重和便捷的方式。清末的马建忠模仿拉丁文而写作的《马氏文通》,从语法逻辑上,为汉语的逻辑化和层次化提供了样式。而林译小说则在文学结构上提供了新的写作可能。但这些初试牛刀的举动,显然不能满足于汉语现代化的整体需求。为了突破林译小说只是在思维层面而没能在语言结构上实现现代化,鲁迅鼓励“直译”,为了树立白话诗的写作模板,胡适则直接将直译过来的诗歌当做“新诗的纪元”。

整体来看,五四语言和言语变革是良性的,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是和谐而有效的。尤其是鲁迅小说和五四散文的出现,汉语现代化在五四是茁壮成长的。但无所不在的现代焦虑症巨大压力下,难免留下仓促而草率的痕迹。作为汉语现代化的继续,左翼文艺所发起的“大众语”运动,实际上加速了这一过程,走向另一个偏锋,“革命化”了。

(一)刻不容缓:“语言问题”的“革命化”。

汉语的现代化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一样实际上是进化论的价值观和线性时间观念主导下的变易,“创新性因素乃是一切革命所固有的。……历史进程遵循直线式发展。显然,只有在直线式时间概念的条件下,诸如创新性、事件的独特性等现象,才是可以想象的”。左翼文艺是要为特定的政治需求服务的,而非泛泛的族群启蒙,其追求理论的“创新性”和线性时间意义上行为的未来性,都是激进而清晰的。现代语言文学的变革,从“文学改良刍议”到“革命文学”,内在的基本逻辑和理路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但结果却迥然有别。如果说,五四的汉语变革尚停留在主要依靠个人化、相对松散的圈子化范围的话,尚尊重文学的个人化特质和语言变革的渐进性规律的话。那么,有组织、有计划的“谋划”和可操作性强则是左翼时期的特征。以瞿秋白、蒋光慈为代表的作家们大多深受苏俄文艺的影响,并很早就接受了苏俄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岗位派”以及“拉普派”的文学阶级论观念,容易达成集体共识,并据此将文学视为实现“阶级诉求”的工具。“普洛文艺应当是民众的。”而且应当“立刻实行”,并且排在第一位的是“用什么话写”。

左联是左翼文艺的标志性组织机构,1930年成立之后,于1930年和1932年先后组织了两次大型的讨论,和政治目标相结合,并以组织的名义发布“决议”,提出文艺大众化的目标。“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瞿秋白作为这次运动的顶层设计者,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语言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现代时间的压力和组织机构的建立,理论辨析的执行力,等等。汉语现代化走上了非语言能够胜任的快车道。

(二)话语暴力:大众语的理想与现实。

现代理性的一个特征就是理论的丰富,信仰的多元。各种主义、学说纷至沓来,造成汉语现代化进程中,方法和理念的移植性过剩。这些层出不穷的先验性理论有些是属于语言本体的,比如西方逻辑学、实证哲学以及印欧语法体系等对汉语现代化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自然还有不菲的理论是非语言本体的,但却深深影响到汉语现代化进程的。左翼文艺对汉语现代性的设计,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变革中“内容”奴役“语言”的话语暴力的映现。如此的境况,多是忽视语言本身的历史诉求的,甚至是以削弱语言的丰富功能为前提的,这样的语言状态自然也就难以孕育出表现力强劲的“言语”——也就是文学作品来,反之,亦是同样道理。如此往复,甚至有带来语言历史性停滞的可能。瞿秋白等人所开创的汉语现代化的路途,突出其工具化功能和接受人群的趋同性,而非在现代思维下去改造既有的汉语现状,并进而发展出适应现代文化需求的汉语样式,不是现代理性指导下的一次语言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五四开创的汉语现代化途径的另一种演进,形成现代汉语生成的政治话语形态。表现在文学的文本实践上,就是大量左翼文艺生命力的偏枯,离开独特的生成语境,就很难再具有超越性的表述能力。

文学作品是语言最为现实和丰富的言语表现,而在所有的文学文体中,诗歌与语言的生成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它的超验性,未来性和个人性,对语词的高度锤炼,可以说,诗歌是语言得以生发孕育的场所。对于现代诗的诞生,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有清晰地表述:“到了诗,艺术本身就开始解体。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是艺术的转折点:一方面转到纯然宗教性的表象,另一方面转到科学思维的散文。”相对于“散文”使用的日常化语言,彰显的是族群的共同意识,诗歌的语言永远是先锋的,未来的,并最终从个人经验融汇到“散文”的共同意义中,失去其诗歌意义。只有在不停突破现有语词表述局限性的基础上,才能彰显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作为言语之一种,在顺序上应该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因此说,最能体现左翼文艺的语言实践得失的,自然是新诗。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左翼的汉语现代化恰恰是和诗歌自身的语言要求相悖的。与现代诗必备的个人经验和先锋性相比,左翼文艺要求诗歌的,首先是个人经验的消解,不必出现个人记忆和诗歌创作必然依托的自由灵感,“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只看见‘我们’,而很少看见这个‘我’来,”尽管“他们有时也有用‘我’的时候,但是这个‘我’在无产阶级诗人的眼光中,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或附属物而已”。“陌生化”的个人经验让位于先验预设的集体经验。为了实现新诗创作的这种预设性,最为快捷和理想的方式就是成立诗歌组织,发表共同遵循的宣言和纲领,遵照执行。1932年,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下属的一个机构应时而生,并以集体宣言的方式要求诗人在诗歌中体现“大众格调”。代表诗人蒲风说:“不怕粗俗的有如乡下人口吻,也不怕粗暴的象山洪瀑布,悬崖一泻。”如此,直接承载直白信息的标语、口号是理想的新诗样式,也就是留苏的作家蒋光慈引来的诗歌模板,“马雅可夫斯基在群众面前承认自己是标语和广告的诗人,这并不是他自己降低自己诗人的人格,而适足以表明他的伟大,他的暴动的精神”。这种群体经验的写作,表现在文本实践中,新诗必然不具有独立性的意义蕴含空间,而是通透和单纯的。瞿秋白要推行“最浅近的普通话”以实现“宣传”的诗歌使命,`而郭沫若则认为左翼文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通俗的必然是简单而精确的,为创作与阅读的一致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既是取消文本的独立性和自为性。直白单一如这样的诗句,“在今天,/我们要高举红旗/在今天,/我们要准备战斗!”,这是殷夫的《五一歌》。“诗人哟,/制作你们的诗歌/一如写我们的口号!”这是冯乃超在《诗人们——送给时代的诗人》中发出的号召。

三、并不成熟的“言语”:汉语现代化的负面刻度

无论如何,象征和隐喻已经深入到诗歌的骨髓里,完全舍弃这种借以彰显诗性经验的神秘性和想象力的手段,左翼新诗自身也是感到过意不去的,至少在形式上也得说得过去。但宏观要求的局限,左翼新诗中偶尔出现的意象,或者象征手法,喻体和本体也都是一维的,失去了应有的经验复杂性和技术的隐曲特征。蒲风的《鸦声》中,“惨白色的天空中,/突有一支孤鸭飞过。/‘哑……哑’几声,它象要把所遇见的事情向人们传播。”“我飞到东:/我看见恶人们在喜气洋洋。/但被压迫的大众,/却时常和他们做激烈的反抗。”以乌鸦聒噪来映现当时统治的负面现实,这本身和乌鸦的传统象征意义并不相左,也读不出其他的诗性象征意义,也就无所谓“含蓄蕴藉”的诗意呈现,是为黑格尔所说的“散文语言”。与之相类似,“风暴”“黎明”“黑暗”等指向明确的意象成为左翼新诗习用的选择,看似象征,其实恰如杨骚在《春的感伤》中写下的诗句:“把梦拂开,/把象征的袈裟脱下/把神像永埋,/赤着膊,/挺着胸,/光着腿登上望台!”或者是“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俗话诗,不一定要谱才可以唱,而是可以朗诵,可以宣读的,在声调、节奏、韵脚里面能够很动人很有趣的”。也就无所谓诗歌必然具备的实验性和未来性了。在这个意义上,同时期出现的“初期象征诗”就有卓越的贡献,虽然因为代表性诗人李金发对母语的隔膜,写出“食洋不化”的晦涩诗,但就对汉语现代性的更新而言,是有助益的。

考察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如何,一是语言,二是内在结构。如果单一的语词并不能呈现新鲜而卓异的经验,那么如果在生成结构上有胜出的元素,也许平庸语词在整体上能呈现惊异之处。在这方面,左翼新诗也是艰难的。整体看,左翼新诗风格是单一的,“诗人的任务是表现与歌唱。而愤恨现实,毁灭现实,或鼓荡现实,推动现实;最要紧的为具体的表现与热情的歌唱。歌唱为唯一的武器”。按照美国哲学家桑塔格在《论风格》中的说法,风格即形式,“歌唱为唯一的武器”或者讽刺为唯一的使命,都不需要复杂的文本结构,甚至如果考虑到读者为中心的写作意图,那么选择大众较为熟悉的传统汉语诗歌中的主流结构,倒是最佳选择。比如把传统汉语诗歌中的“比兴”手法借用过来,叙物抒情,借景写意,或者卒章显其志,以明喻的方式描摹物象,然后过渡到最后的点题,等等。或者是莲花落、信天游之类的叙事语态,直抒胸臆,杂以乡间歌调、词曲的样式,都能事半功倍。如蒲风的代表作《六月流火》,全诗就是由24首各自有独立题目的诗篇组成,其中有自由诗形式,如《稻浪》,有戏剧的对白,如《祖墓赞歌》,有大众合唱诗,如《土地赞歌》,等等。一般来说,在悠久的汉语新诗历史中,“含蓄蕴藉”的抒情而非直白的叙事是庙堂营造的诗歌样态,所以和小说、戏剧之类有类似叙述倾向的叙事诗不受青睐。但在相对自由而散漫的民间,则有不菲的叙事作品,以状物叙述为擅长。左翼新诗是“大众的”,所以有很多擅长构筑情节、描摹事态的圣手,比如殷夫与《在死神未到之前》、柔石与《血在沸》以及蒋光慈与《哭诉》,等等。相对于抒情诗的感性表述,以构筑人物和情节为核心要素的叙事诗,天然地具备传达较为清晰的先验理念的可能,从开始到高潮再到结局,思维清晰而表述完整,诗人容易驾驭其内容组成。“叙说”的事态特征是左翼新诗选择叙事诗的内在动因,因为只有这样左翼新诗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宣传”的使命而又毋须因为过于凸现说理而背上非诗的罪名。

汉语现代化到了左翼阶段,与新诗的这番互动,无论是对汉语从语词到语法的影响,还是新诗文本的经典化来说,都乏善可陈。但作为汉语现代化的一段倾向,影响深远。尤其是随着左翼政治意识话语的茁壮演进,其倡导的语言文学观有着更为宽阔的展演舞台。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民间叙事诗的繁华,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影响下的七月诗歌的扎根泥土,都可以看作是左翼文艺思想的延续。阶级论语言观和代言性的新诗创作理念,为《漳河水》和《王贵与李香香》,甚至是50年代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政治抒情诗”的出现提供了美学支撑。

李健吾在评价上世纪30年代的现代主义新诗时说的:“离开大众渐远,或许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止。”早期白话诗、初期象征诗、新月诗,因为其实验性和精英化,远离传统汉语诗歌的诸多元素,“离开大众渐远”,或者压根就不属于当时代大多数人阅读的对象,无法融入其期待视野。汉语新诗如何在大众中获得认同,左翼新诗呈现了一种可能性。其对地域语言和底层主题的关注,一方面承续五四新诗从民间歌谣汲取营养的做法,另一方面在文本实践中对民歌、鼓词等民间诗歌语言的捡拾,恰恰弥补了同时期新诗过于西化的失衡。但这些可能性的探讨一定要是在尊重诗歌本身的需求基础上的,尊重基本的创作规律,而不是一味地趋附于“大众格调”。不能够创制性地综合运用来自民间的汉语诗歌资源,同汉语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相结合,充分发挥诗歌这一未来语言孕育场的功能,左翼新诗也就只能是一种历史现象,局限于物理时间的域限内了。

需要提醒的是,不能忘记左翼文艺在处理新诗时的话语暴力所带来的影响。基于特殊的政治需求,左翼文艺是必然走向“革命”的,“创新性、开端和暴力这一切因素,与我们的革命概念都息息相关”,三者结合在一起,左翼文艺的理论预设性就具有了强大的外力保障和合法性。所以我们看到,左翼文艺营构出强大的理论话语,40年代新诗的政治优先原则,50年代设定的“古典+民歌”的新诗出路,以及50年代末囊括林庚、沙鸥、卞之琳、何其芳、周扬等众多理论和创作大家的“新诗格律化”的讨论,都是在理论为先,创作趋附的状态下行进的,基本上都没有在创作上实现预期,多悬置在概念的思辨中。汉语新诗史的实践证明,这些过于依靠理性,以组织运动的方式设计的诗歌活动大多数没有取得理想中的成绩,理论丰富的痛苦让位于新诗实践缓慢的演进。汉语现代化应该是在总结汉语言语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知觉,应该尽可能弱化理论的过度干预。

作者简介:

陈爱中(1976— ),男,山东曹县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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