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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昱宁︱当简·奥斯丁遇见博弈论

来源: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 | 黄昱宁  2020年04月29日15:41

《简·奥斯丁的谋略》 [美]崔时英著 游嘉、王苇霖译 格致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儿时读简·奥斯丁,对小说里那些急着嫁女儿的妈妈们如何在日常细节里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印象颇为深刻。比如,《傲慢与偏见》一开场,班纳特家附近的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新主人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阔少爷彬格莱先生——重点在于,彬格莱是个单身汉,而班家膝下无子,一共有五个待字闺中的女儿。当尼日斐花园给大女儿吉英发来请柬时,班太太坚决不让她坐马车去。因为天眼看着要下雨,吉英只有单人骑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彬格莱家里过夜。我们不得不感叹班太太的细密心思,她甚至考虑到此时彬格莱家的马车正好也有别的用处,没有可能及时送吉英回来。临走时,班太太对大女儿说,预祝天气变坏。

《理智与情感》里的达什伍德夫人没有班纳特太太那么足智多谋。不过,当她的二女儿玛丽安决定独自一人在家接待让她一见钟情的威洛比时,达什伍德夫人对这个出格的举动不仅未加阻止,而且干脆利落地出手相助——她迅速找了个借口,替玛丽安拒绝了米德尔顿夫人的家庭聚会的邀请。

在《简·奥斯丁的谋略》中,这样的细节只能算是小型案例。粗略算来,作者至少从奥斯丁的小说中找出了上百个案例(大部分都比这两个更复杂),连同产生案例的语境,加以条分缕析。当爱玛·伍德豪斯在画哈丽特·史密斯的肖像时,面对埃尔顿先生表露出的欣赏,为什么爱玛却认为他爱上的是哈丽特而不是自己?(《爱玛》)五岁的贝齐和十四岁的姐姐苏珊为了争夺一把银刀打架,大姐姐范妮·普莱斯用多少成本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曼斯菲尔德庄园》)埃莉诺发现自己的心上人爱德华与露西早就私定终身的时候,她经过了怎样复杂的判断,才决定“以不变应万变”是最佳选择?(《理智与情感》)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是上百次地研究这些案例的过程。作为一个有过编辑、翻译和创作经验的文学从业者,作为奥斯丁的重度发烧友,这个过程既亲切又新鲜。那些熟悉的名字和场景次第出现,却是透过崭新的观察角度、考量工具和分析手段,从而展现别样的风景。老实说,我多年接触文论,难免张口就是什么风格化二元论或者各色各样可以无限叠加的“主义”,也难免对这些方法甚至这些词本身渐渐麻木,失去敏感。这本书里几乎没有这些词,有时会出现直观的“决策树”或者“博弈模型”,更多的是把文本细节一条条理出来,解析其中的“策略”,并且观察这些策略相互作用的效果。于是,心里接连浮出了几个问号:“这还是我熟悉的奥斯丁吗?可以这样读奥斯丁吗?为什么要这样读奥斯丁?”

整本书读下来,让我这个数学及政治经济门外汉倍感窃喜的是,这本书并没有设置跨不过去的专业门槛。对于核心术语“博弈论”,它给出的定义通俗易懂:博弈论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考量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运用理论化和专业化的方式去解释“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它是过去五十年间,尤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广为接受和最为流行的人类行为动机理论。

细读这段定义,你就会发现小说与博弈论的关系也许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远,因为“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也恰恰是小说家们最好奇的问题之一。从导论到结语,这本书越来越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两者之间在关注对象和操作方式上的共通之处。在作者看来,“策略计划类似于一种梦想,一种每个人按设想的剧本各行其是的梦想”,他追求的是“数学模型和文学叙述的彼此启发与相互说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阿里尔·鲁宾斯坦的说法或许更为形象:“模型这个词听起来要比寓言或者童话更科学,但我认为它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寓言介于幻想和现实之间,寓言没有多余的细节和烦人的干扰……我们可以看清楚在现实世界中不易发现的东西。当我们回到现实,就具备了可靠的忠告和中肯的意见,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真实世界。”

对于时常陷入“生活比小说更精彩”的困扰的现代小说家而言,这样的看法或许能有效地缓解对于虚构文体的“意义焦虑症”。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正是一个广阔无边的虚构人际场域。通过阅读小说,人们可以学会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在遮蔽状态下了解他人意图,获得同情心和同理心,以便达成沟通和合作,这对于复杂的现代城市生活结构尤为重要。古老的“故事”,比起新潮的“模型”或者“思想实验”来,在功能上并没有丝毫逊色之处,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则有更大更丰富的空间。

关于这一点,也许没有谁的说法比奥斯丁本人更激烈。在小说《诺桑觉寺》中,她借着主人公正在读小说的情节,罕见地以第一人称(作者立场)出现,捍卫小说的尊严:“(小说是)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画,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在她看来,相比之下,《旁观者》(刊登非虚构的杂志)之类,倒不见得有什么益处。由此可见,在奥斯丁的观念中,“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确实是小说家应该首要关心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近的文学理论中,也常常出现“文本意图”和“文本策略”之类的术语。需要稍加厘清的是,在本书中提到的策略,通常是指在作者的设计下,人物采取什么行为,达成什么目的;在文学的场域中,讨论“文本策略”是为了考察作者的主观意图,他希望借助文本达到怎样的表达效果,提供什么样的阐释方向;而“文本意图”的概念更具有开放性,认为文本一旦形成,便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具有其独立的意图——对于作品的“文本意图”,你有权做出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未必想到的解释。

在《简·奥斯丁的谋略》中,作者不止一次特意说明,对于某些人物的行为究竟是刻意采取的策略,还是无心为之,存在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说,奥斯丁这样写,是不是想达成这种特定的效果,作者并没有必然的把握。但是,如果从“文本意图”的角度看,这一点其实并不那么重要。文本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对它的解释空间——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博弈角度——是无限的。因此,作者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分析和阐释,最终提出这样的判断:“无论奥斯丁有没有在小说中讲解博弈论的意图,读者都能读出博弈论的思想精髓。”

下一个容易联想到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选择奥斯丁的作品作为策略论的研究对象,为什么坚定地认为“早在两百年前奥斯丁就已经通过她的六部小说向世人提出并讨论了博弈论的核心思想”?要解释这个问题,恐怕还得调用我原先的文学史知识,对奥斯丁本人和她生活的时代,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简而言之,奥斯丁生活的时代,可以看作是从乔治王时代向著名的维多利亚王朝过渡的时期。农村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理智与情感》中的男性人物就经常谈到圈地的话题;向海外开辟新航路的事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离高潮尚远,还要再过十几年蒸汽机才能被搬上铁路。日不落帝国最辉煌的时期即将到来但还没到来。各种新兴的生产模式都在催生能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人际关系以及文化内涵。城市化尚未进入加速膨胀期,但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村,中产阶级越来越成为一股稳定的、举足轻重的势力。牧师、商人、律师、乡绅,这些头上没有爵位、手里攥着“新钱”的人,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创造出可观财富之后,他们当然也希望政治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叫社会转型期。

其次,就小说这种文体而言,当时的文本环境是较为特殊的。虽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尔丁开道,但 “小说”这种题材还处于青春期,在英国还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里还处在相对底层的地位。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称为浪漫主义时期,可是当时台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所以我们在《理智与情感》中能看到当时的小姐们经常以阅读浪漫主义诗歌为荣。那时的小说虽然有海量的作品,强大的流传度,作者也能获得一些实际收益,但小说家地位还处在“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更有尊严更有追求的男作家男读者往往羞于混迹其中,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读小说的是女人,写小说的也是女人。

再次,奥斯丁本人的经历对其作品有直接影响。她成长在英格兰南部一个还算体面的教区牧师家庭,在家里排行第六。和当时标准的中产配置一样,奥家的孩子,包括女性在内,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都有条件大量阅读。奥斯丁小姐也按部就班地谈婚论嫁,据说她跟一位爱尔兰律师谈过恋爱。双方家庭条件都比较一般,但双方家长对于这场婚姻的投资报酬率都有更高的期待,因而婚事没有谈拢。男性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在婚姻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所以律师很快就忘了这段插曲,继续努力工作,另娶了别家的千金。奥斯丁小姐被耽误了终身,但这对于文学史而言倒是一件好事——本该用来家务和生育的时间,她用来读书,用来观察,用来写作。

写什么是个大问题。奥斯丁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比较狗血,简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或者在感伤小说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们总是眼泪汪汪,动不动就要昏过去。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传奇故事更有趣?这样的问题,简小姐也许在昏暗的烛光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回。实际上,当奥斯丁决定要突破套路、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时,她就真正地改变了文学史。因为后来的评论家发现,如果没有她的推陈出新,那段时间就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名字、一部像样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深藏在闺阁之中的老姑娘简奥斯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这种情况跟后来群星璀璨的十九世纪大不相同。奥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认——她几乎是单枪匹马、悄无声息地填上了这个空白。

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奥斯丁的价值观时,仍然很难将她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体系。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可以从她的细节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埃莉诺和玛丽安的思想活动测量十八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奥斯丁就站在他们这一边。她的笔下有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评,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质疑鲁莽的浪漫,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她对于社会经济状况异常敏感,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对于新兴的中产者时不时犯的幼稚病和自我意识陷阱,她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玩笑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换另一个人来统一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很可能自乱阵脚,最终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文本。但奥斯丁不会。她下笔,那种戏谑的口吻,那种半真不假的调笑,都会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

在奥斯丁这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个案身上,我们确实能寻找到某些有利于形成“策略自觉意识”的特质。她整个文学生涯的所有兴趣,都集中在同一个命题上——女性如何在一个并非为了她们而设计的世界里,尽可能更好地生活。根据本书提出的观点,“主流社会的强者固然也可以运用博弈论,但由于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认为其他人已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对博弈论的需求较少;而从依附与被压迫的土壤中开花结果的博弈论,更加倾向为弱者所用,只要你通过改理论根据情势采取正确的行动,结果就会非常显著……本质上说,博弈论并非是美苏争霸时期的一套话语,而是‘弱者的武器’。”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作者甚至以美国将领在美苏争霸与越战时期的经验教训为例,证明当“弱者”拿起武器时,强者往往因为自以为掌控局势而失分。

奥斯丁笔下的“弱者”,确实各有生存目标,有的心无旁骛,只看重眼前利益,比如《理智与情感》中的露西和《诺桑觉寺》中的伊莎贝拉;有的则不甘心让婚姻仅仅沦落成某种形式的理财产品,希望在个人尊严和情感质量的基础上求得安身立命之道,比如《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理智与情感》中的埃莉诺与玛丽安。

奥斯丁小说《诺桑觉寺》插图

不同的目标当然会激发不同的生存策略。有趣的是,当这些怀着不同诉求的人物相遇,当她们的策略碰撞在一起时,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复杂局面。如果用文学术语来解释,这种复杂的局面就是“戏剧性”。比如情节编织得最为复杂的《傲慢与偏见》,用作家凯瑟琳·舒尔茨的说法,就可以看成是“那些对人性非常敏锐的聪明人,一再地、戏剧化地相互误会的故事。”回到博弈论的范畴,这种“戏剧性”实际上是策略与策略之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饶有意味的是,在六部小说中,奥斯丁通过对这些策略的排列组合,最终让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个个都能做到“求仁得仁”。

无论如何,以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视奥斯丁,常常会有惊喜。在我看来,既然博弈论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那么反过来,文学评论也完全可以从博弈论中寻找趁手的工具。比如,将本书解读奥斯丁作品的分析方式迁移到《红楼梦》也完全可以成立。粗略想来,单单“抄检大观园”的前因后果,就可以提炼出几十个精彩的策略案例吧——透过这些案例揣摩曹公下笔的用心,至少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但《简·奥斯丁的谋略》决不仅仅是一部与奥斯丁作品有关的策略案例大全。这本书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非常注意甄别“策略思维不是什么”。作者告诉我们,策略思维不是利己主义,不是道德说教,不是经济价值观,不是“在不重要的牌局上的好胜心”。整本书读下来,会渐渐认识到,作者推崇的好策略,都与上述词语截然相反。更懂得放远眼光、更能代入对方角色,更善于合作的人,才是最有成效的策略家。

带着这样的观念再读一遍这本书,会发现很多以前读奥斯丁小说时漏过的细节在暗处闪光。在《傲慢与偏见》里,即便在起初的重重误会中,伊丽莎白和达西就已经发现有一些彼此认同的准则是需要共同捍卫的。虽然伊丽莎白并不喜欢达西先生,但他们俩在这些细微的互动中,已经建立了双赢的合作模式。在《理智与情感》中,尽管布兰登上校和埃莉诺不是一对,却是真正的策略合作伙伴,反而埃莉诺的心上人爱德华,却始终缺少策略合作的慧根。至于像柯林斯、露西这样唯利是图、自我中心的策略家,在成功获得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必然埋下潜在的危机。

如是,博弈论的内涵在无形中悄悄溢出了数学和经济学的边界。人性的复杂微妙,不是公式图表或者数学模型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也不会有哪个简明扼要的思想实验,能够涵盖人类社会种种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景象。共情能力,换位思考,合作意识,这些素质和习惯,需要更丰富的细节、更立体的人物和更逼真的场景来塑造——显然,最现成也最合适的教材,就在小说,奥斯丁那样的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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