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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2020年第3期|李强:孤独者随想

来源:《朔方》2020年第3期 | 李强  2020年03月05日07:07

常听到一句话:作家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确,好作品不但是静下心坐在书房里一字一字码成的,还是沉下身在生活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若是天天流连于声色犬马、灯红酒绿,或是沉浸在网络虚拟世界天马行空,又怎么肯下苦功夫、笨功夫吃透现实生活,并对作品精雕细刻呢?

那么,文学就只能是孤独者的事业了吗?

我是一枚宅男,每天下班总是直接回到家里,忙活完晚饭,检查完儿子的作业,就窝在自己的书房兼卧室里,读读书,或者码码字。我很少与朋友们聚会畅饮,基本上不打牌也不打游戏,更不会去蹦迪、泡吧,不发微博、不刷朋友圈、不看短视频,甚至在专心写作的时间里,干脆把网络断掉,避免一切打扰……

这样的生活有点儿像苦行僧,但谁叫我当初选择了把文学当作业余呢?既然是业余,也只能用业余的时间来做了。

高考后,我差一点儿就进入了中文系。当时,我已经被解放军某大学中文系录取,只是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到。从老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乱极了,不知该喜还是该悲。儿时的我兴趣爱好很多,尤其是书法和绘画,可是随着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能够摊开笔墨纸砚的时间越来越少,便渐渐生疏了,唯有读书和写作一直坚持下来。再忙,也要挤出时间翻几页书;再累,也可以让脑子走会儿神,打几行腹稿。高考那年春天,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豆腐块儿。就是某天午饭后,困乏中骑着车冒着细雨在街上兜了一圈,“湿”意盎然,回来就急忙伏在课桌上,记录下转瞬即逝的情绪。文学在那时候的我看来,更像是一道饭后甜点,或是一道开胃小菜,我只想把这件事当作工作之余的一个爱好,可一旦中文成了我的专业,那我在职业之外便一无所好了。

现在看来,这个念头非常幼稚。不过,孩子就是孩子,我就是一个十八岁的懵懂少年,并没有什么深思熟虑,骑上车直奔部队医院。我们曾经在这里进行过体检和面试,但我不知道招生老师住在哪里,就在医院大院里来来回回地转,整整转了一个下午。那可是八月初最闷热的桑拿天,即使是躲在法国梧桐的树荫里,也丝毫不能感觉到一丝清凉。终于在晚饭前,我在食堂门口堵住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我的想法一五一十告诉他们。那是两位军官,一个上校,一个中校。他们说之所以把我录进中文系,正是因为去过我的学校,从老师那里了解到我对文学的热爱。他们还说了很多,比如分配的好坏、就业的前景等等,但我并不以为意。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他们竟答应了我的要求,同意给我换个专业,并破天荒地让我在几个专业中选择。我一眼就选中了俄语,因为在俄罗斯,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契诃夫、高尔基……

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俄语还是一个相当冷门的专业。在我接到提前批次的录取通知书六天后,“八一九”事件发生。那一年学校举办新年外语晚会,我凭着刚刚学会的三十三个俄语字母和顽强的死记硬背,成为俄语节目主持人,也就是在举办那个晚会的前一天,远在千里之外的克里姆林宫顶的旗杆上,飘扬了六十九年的苏联旗帜缓缓落下。

但是俄罗斯的文学依旧。在做出那个选择时,在我的潜意识中,仍旧没有离开对语言文字的热爱,没有离开对文学的热爱。我曾经泡在图书馆里,抱着那些俄罗斯文学大师厚厚的原文著作啃过,原文并不比中文更难懂,特别是那些一长串一长串的人名,翻译成中文实在难记,可在原文里却是那么生动、自然和流畅,这些俄国人穿越时空,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活灵活现起来。

就这样,不管后来职业如何变换,文学始终没离开我的生活,又始终是我的“八小时之外”。我非但没有感觉到寂寞枯燥乏味,反而因为有了文学的陪伴,才让我不孤独。

我的孤独,是浸透到骨子里的。

四岁的时候,父亲从纺织经编厂调入恢复重建的市法院,但机关不像工厂企业那样社会化,没有幼儿园,母亲的单位也没有,等他们上班去了,我就只能被反锁在家里。八小时对一个独自在家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漫长啊!我能承受的极限,就是姐姐放学回来的那个钟点,那是我获得自由的时刻!熬得快到那个时间了,我常常是盯住座钟,一分一分一秒一秒地数着数,为此我早早地就认识了复杂的表盘。如果姐姐哪天提前放学,那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只是这样的惊喜总是少之又少。有一天姐姐早早回来了,我高兴极了。可姐姐的钥匙却忘在了家里,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她的钥匙,试图从门缝里塞出去,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姐姐隔着门安慰我几句,就跑到街上玩了。我就像是渣滓洞里的小萝卜头,眼见着迎来了解放,却突然被拉出去毙了!我一拳打碎了那块可以看得见自由天地的玻璃,拳头上和胳膊上顿时流出了血,这点儿血算得了什么!

就是在每一天遥遥无期的等待中,我开始把小人书一本本地摊开,铺满整张床,我趴在这些小人书上面,一本本地爬着看过去。有的看得懂,是因为父母或姐姐给我讲过;有的看不太懂,是因为还没有人讲或者忘记了,但我还是一边看一边猜,于是书中的故事就有了另外一个版本。我常常没有足够的耐心看完一本之后再去看另外一本,而是这本看几页,便爬到那本上再看几页,看得烦了,就拿起笔想美化他们,可又总是画不好,便舍不得给好人画,专挑坏蛋画上眼镜、胡子、痦子、刀疤,让他们的嘴脸变得更丑。而那些美好的人,就成了我的陪伴,“小鬼当家”的日子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书,成了我唯一的陪伴。一旦离开书,离开书中的那些人物,我马上就会陷入可怕的孤独中。

在这些小人书上爬过来爬过去,我熟悉的人越来越多,认的字也越来越多。慢慢地,我就可以连蒙带猜地读没有图画的、真正意义上的书了。那时候家里小说不多,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和谍战小说《特殊身份的警官》《黑皮手稿》,这几本书不知被翻了多少遍,直到现在还放在家乡的书架里,纸已经发黄发脆,却总也舍不得丢弃,它们成了我磨灭不掉的儿时记忆。

另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是从初二那年开始的。我们家终于从平房搬到了母亲单位分配的宿舍楼,可惜只有两间卧室。我和姐姐都长大了,不方便继续挤在一间屋子里。母亲安排我住进了她的办公室,那是一间小小的医务室,她是这家单位唯一的医生。单位和宿舍楼就是前后院,每天吃完晚饭,我就背着书包从后院绕到前院,进入一个人的天地。

那时候没有课后班,没有参考书,没有习题集,老师留的作业也没有那么多,做完作业、复习预习功课之后的那种百无聊赖和空虚寂寞是难挨的。单位里有值班的人,也有职工宿舍,唯一的娱乐场所是一间电视机房,大家除了聚在那里看电视,还常常支起桌子打牌,烟雾缭绕的,我不爱去。有时候,母亲会过来看看我,也许是因为单位有人突然生了病需要拿药或者开转诊单,也许只是放心不下,怕我无事生非。

实在没什么事可干,我就在两个药橱上下功夫,把药盒一个一个取出来打开,挨个看里面的药品说明书。单位医务室,都是些常用药,不出两个月,我对于这些药品的适应症、用法用量、禁忌和不良反应等等,就都烂熟于胸了。一天快睡觉的时候,一位叔叔突然来敲门,他肚子抽筋一样地疼。就在前几天,我刚好在医务室那份《健康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就凭着记忆,让他躺到床上,并拢三个手指按压他的肚子,重点是右下腹位置,见他没有明显的压痛,我便排除了阑尾炎的可能,从药橱里轻车熟路地摸到一个小瓶,取出一片颠茄。递到他手上的时候,我也有些心虚,叮嘱他如果没有好转,不管多晚,都要去后院宿舍楼找我母亲。没想到,他真的很快止住了痉挛。这件事很快在集体宿舍里传开了,我却被母亲严厉地责骂一顿,之后药橱上便挂了锁,我“非法行医”的资格被无情地剥夺了。

原以为这样的生活只是几个月,最多一年半载,可没想到,我在医务室一住就是五年,一直到考上大学离开家。

那是一个类似于小满节气的美好年纪,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就像夏熟作物的籽粒已经开始灌浆饱满,却没有完全成熟。我们渴望着雨露和阳光,渴望着灌溉和养分。而我,更渴望一个可以说说话、聊聊天的人。

也只有文学了。

那时候同学中最流行的恐怕要数港台的武侠小说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书,总是会藏在某个同学的书包里,跟老师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些书也会传到我的手里,躲进我的书包,带回到寂静无人的医务室。故事太精彩,以至我不得不一口气地读完一本书,而且我必须读完,因为第二天它就要传给其他同学了。

我实在害怕这种读书的速度。一个人或一群人刚刚进入我的生活,还来不及好好相处,一觉醒来,他们已经不属于我。我更愿找来大部头的小说,越长越好,越厚越好,可以容我慢慢读,一天几页、十几页,读着读着,书里的那些人就活了,他们就好像是我的朋友,可以无条件地陪着我。故事也不再是书中那些一成不变的故事,书中的朋友会横生出许多枝节,和书外的我相遇,面临着和我同样的问题。我庆幸赶上了文学蓬勃繁荣的黄金时代,我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当然,不是随便哪本书都能陪伴我,也不是随便什么故事都能抚平我,我对书中人物的要求很高,让我喜欢他,他首先就得真实,真实到有血有肉,真实到有情有义,我不怕他身上有毛病,只怕他假大虚空。

这时候的我,也开始学着写。语文老师采用了一种作文实验教学法——写观察日记,每天一篇,少则五十字,多则一百字。这并不是多大的负担,老师比我们要辛苦得多,我们每人每天一篇,对她来说,教两个班的课,每天就要批改上百篇。我的每一篇观察日记都被她认真地读过、改过、评过。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坚持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唯有我一个人是心甘情愿的。

除去写观察日记,我还会把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或想法千方百计地写下来,这成了我的另一种陪伴。我体会到了一种更自由的创造,按我所需的创造。

写不是难事,藏却是难上加难。父母对我的胡写乱画表示了不赞成,一来怕影响课业,二来他们见过太多因文字惹祸的人和事。现在想来,这种反对也许只是说说而已,并不坚决,只是我把这些随口说说的话太当回事。而且,和每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一样,我并不希望把内心那个真实的自己被父母或别人偷窥了去,其实并没有什么隐私,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长大,才把本来很正常的风花雪月都藏成了隐私。

家里自然没有容我藏下秘密的地方,学校仅有的半张课桌经常遭到老师的突袭检查;医务室只在晚上才属于我,白天却是人来人往。我最初睡的就是一张检查床,和医院门诊的检查床一模一样,特别高,也特别窄,包着一层人造革的面,特别滑,铺在上面的褥子常常掉到地上。没多久,我有了一张属于我的折叠钢丝床,那张床吱吱呀呀的,很不舒服,但我一度非常喜欢它。每天起床之后,折叠起来的它就成了我的文字的安身之所。

可惜好景不长,那些写满了文字的笔记本还是被发现了。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几个本子整整齐齐地码在桌子上。我不知道她是否翻开过,是否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读过,我甚至怀疑,自己内心是非常渴望她能认认真真读一读的。但那些本子只是无声无息地移了一处地方,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我最宝贵的同伴,却受到了漠视,好像我也受到了漠视一般,那种滋味比劈头盖脸骂我一顿还要难受。犹豫了好一阵子,我带着它们去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打算挖个坑埋起来,像黛玉葬花一样,可我没有铁锹,土地又硬得很。我干脆把本子一页页扯下来,一页页烧掉了。

我并没有就此停止。为了保证不被发现,我把本子装在书包里,忠于我的只有这个从不离身的书包了。等一本写完,我再跑到那个角落,一页页撕下来烧掉……

彻底结束这种遮遮掩掩的日子,是上军校以后的事了。

那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四年,除了专业课和共同课,还有军体训练、公差勤务、志愿服务、公益活动……除去站岗放哨和紧急集合安排在夜里,其他事情都要在早六点起床号到晚十点熄灯号之间完成,想开夜车也是不允许的。步调一致的集体生活,没有给我们留下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使如此,我总还是能挤出星星点点的时间,读喜欢的书,写喜欢的文。部队重视宣传,我很快就被当作宣传骨干派了任务——给校报投稿。最初,我也只是像完成公差勤务那样完成任务。直到暑假前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他自我介绍说是二系的公务员小高,问我有没有空,他想找我谈一谈。部队里的公务员其实就是公务班的勤务兵,但物以稀为贵,军校里学员好几千,可一个系只有一个公务员。别看他们天天就是扫扫卫生、打打开水、接接电话、分分报纸信件,可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维系机关日常运行上的作用却不可小觑。一个系里少十个学员没什么,可少了这唯一的公务员,恐怕就要瘫痪了。

我去了二系系部。小高是一个中士,他把我拉到床边坐下,又是沏茶又是递烟地忙活着。在有着四年军龄的老兵面前,我这个新兵蛋子心中越发忐忑,自打进了部队,哪里受过如此隆重的待遇?终于,他也坐了下来,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拿出一个本子给我看。原来,那是他写的一些散文,我一页页翻过去。文章多是描写后勤战士的生活和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不难看出这种感情的真挚,以及对其准确的把握。他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谈到写作,我就没什么不自在了,却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我认为,不得不写就是写作最大的动力,真情实感比华丽的辞藻重要得多。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他一脸虔诚地频频点头。

聊起文学,时间就过得飞快。就要吹熄灯号了,我们不得不分手。他递给我一个信封,告诉我,那是几个月前,他最心灰意冷时读到的一篇散文,正是因为这篇文章,他振作起精神,重新为理想奋斗,现在他终于考上了一所军校,暑假之后,他将去那所军校学习。他决定把这篇散文转赠于我,与我共勉。

匆匆跑回宿舍,赶在熄灯号吹响之前,我打开信封,那是一张几个月前的院报,大概因为被翻看过很多遍,边边角角已经被磨破了。第四版靠近中部的一篇千字文,被无数次用不同的笔圈圈点点过,真正的文字已经湮没在圈圈和杠杠中。但我还是一眼认出,那是我的一篇散文,《同样的国防绿——致我院的战士们》。我顿时有些汗颜,写这篇散文时,不能说没有对战士辛勤付出的感动,但更多的只是为了完成投稿的任务。

熄灯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控制了我,没想到,我的文字第一次打动了一个人,并且激励了他。这篇文章并不起眼,但是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它的价值——哪怕只是对一个人呢?我开始认识文学的意义。她不能带有太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但是它的价值却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发掘出来。

文学是我的陪伴,但不再仅仅是陪伴。因为爱文学,我失去了很多和身边人纵情玩乐的机会,却也总是与志同道合者结缘。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一点都不假。不管走到哪里,我的身边自然而然就聚起一帮喜爱读书和舞文弄墨的人,我的陪伴也不仅仅只有文学了。

图书馆,恐怕所有大学生都爱去,特别是被赋予了一种浪漫情调之后。那里当然也是我的首选,我为别人占过座,也有人帮我占过座。我和几位书痴级的朋友,曾主动请缨周末去图书馆当义工,帮助整理书架。这样我们就堂而皇之地进入被戏称为藏经阁的地方,一览那里外版孤本的真容。

只是图书馆的书往往都上了年纪,经典有余,新鲜不足。请假外出的主要任务就是逛书店,而且一定要约上一两位书友,主要是为了商量着合伙买,比如你买《穆斯林的葬礼》,我买《白鹿原》,他再买一本别的,每人花一本书的钱,却可以读好几本。毕竟是穷学生,钱得省着花。一来二去,却衍生出许多其他好处,一起聊聊读后的感受,聊着聊着,便海阔天空地谈到人生、世界、未来这些大的话题;谈着谈着,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就近了;谈着谈着,就不满足于只是清谈,而是想脚踏实地做点事情了。

于是,我们就想到建一个广播站。高音喇叭是现成的,分布在校园各个角落,担负着按钟点播放军号的任务,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学员编稿,学员播音,播学员的事,学员收听……想想就是一件有趣、有益和有意义的事啊!办不办得成,关键要取得学校宣传处的支持。宣传处梅处长是个上校,在学员眼里那是很大的官了。多亏我是宣传骨干,既是校报投稿人,又做过节目主持人,梅处长对我应该不陌生。为了确保说服梅部长,我们又物色联络了一帮写稿和播音的能人,算是把草台班子搭起来了,大家献计献策,把节目策划案也凑起来了。梅处长一听我们的方案就乐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和我想到一块儿了,我正发愁没人乐意做这事呢!你们大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设备、经费,我来保障!”

校园里的茶余饭后,就有了学员自己的声音,除去散文诗歌,还有紧贴学校生活的热事热点;除去军歌嘹亮,还有为好朋友点播的流行音乐;除去校园资讯,还有身边普通人的普通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广播站的编稿和播音中来,除去标准的普通话,也有带着地方口音的不太标准的普通话,甚至还有地道或不太地道的外国语。就算你不会写稿,不想播音,也可以对你身边某个参与广播站工作的同学提供一两条新闻线索,三五句心里话也行。

广播站就是这样和所有同学发生着关系,因为广播站,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毕业许多年,偶尔遇到母校的学弟学妹,难免会问一句:“广播站还在吗?”后来我发现,只要提到广播站,不管是哪届学员,情感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不能不说是文学衍生出来的力量。从中士小高那次短短的谈话,到办广播站的实践,我对文学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在我眼里,它不单单是阳春白雪,它还是冬日里的暖阳,是暗夜里的烛火,是夏夜里的凉风,是空山里的天籁。它给人温暖,给人力量,给人勇气,给人方向。

就这样,文学与我一路相伴,一路前行。十几年的军旅生活之后,当人生再一次面对新的十字路口时,我选定了一个与文学更近的职业,有更多机会阅读文学,有更多机会近距离接触作家。

十几年前的一个初冬,北京饭店的天台上,一个文学会议中场休息,四十余位当代文坛鼎鼎大名的人物,抽烟的,聊天的,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拍照的,欢声笑语,好不热闹。那天的阳光很强,晃得我睁不开眼睛,就像这些文学巨星一样耀眼夺目。我没有刻意拉着他们合影,没有举着本子请他们签名,我不想上去打断他们。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的任务是为他们服好务。我和他们有没有一张合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些什么;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慢慢地认识我、记得我,不把我当成粉丝,而是平起平坐的朋友。

当初的这点儿小野心,恐怕早就达到了。和作家平起平坐很容易,因为他们对人总是平视的,不管见了多大的官,他们也很少点头哈腰;见了平头百姓,他们也是视若珍宝——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各自的苦乐悲欢,都是他们创作的无尽宝藏。我还是他们的读者,坐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聊聊他们笔下的张三李四,或者说些生活中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就在这不经意间,我常常发现他们看事情的独到视角,难怪他们能写出与众不同的好作品;也就是在这不经意间,有文学这条纽带,我和许多作家相处成了朋友。

虽然工作离文学很近、离作家很近,但文学和工作终究是两码事,只不过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得益彰了。

因文学结缘的绝不只是作家,也不仅仅是读者。文学终究是要描写人的,所以我总是愿意与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密切的关系。曹禺先生就曾说:“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

我喜欢观察身边熟悉的人,也喜欢观察偶尔与我擦肩而过的人,我乐意与任何人轻轻松松地聊一回天。其实,只要我有足够耐心认真地听,每个人都愿意说些掏心窝子的话,都愿意说说自己的故事。聊得多了,我不但从他们身上挖掘出了生活的富矿,还拥有了与他们知根知底的友谊。

就算没有机会坐下来说几句话,只要这个人有趣、有性格、有特点,也有可能与我在某个维度产生交集。

今年春夏,我上班骑车经过建国门桥的时候,在建外大街南侧的便道上,经常会见到一位卖伞的小哥。他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卖伞的有什么大惊小怪?因为伞不是这么卖的。首先,卖伞的常常会在“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出来,而一大清早,或者阳光明媚,或者风轻云淡,谁会买伞啊?其次,被城管赶着跑的小贩,习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都要专挑人多的去处。可他摆摊儿的便道,离地铁口少说百米,离得远的人,早就坐上摩的或者骑上单车,地下走的也就离上班的写字楼不远了。再次,卖伞就卖伞呗,拎个蛇皮袋子至少可以装几十把伞,多快好省。可这位小哥,偏偏把所有的伞都撑起来,一字排开,五颜六色,甚是壮观。我真替他发愁,城管来了可怎么办!更奇的是,这小哥年纪轻轻,模样周正,穿戴一丝不苟,既不是小商小贩的随便和凑合,也没有刻意打扮,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并不叫卖,既不看伞,也不看行人,甚至不低头玩手机,没有丝毫的尴尬,更没有一星半点的焦急。

起初几次,我真想下车问问他,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他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不过,他不是每天都来,而我骑车经过看到他时,我在自行车道上,和便道中间隔着高高的铁栅栏。我只能留心多看他几眼,他总是那么一副淡定坦然、神态自若的样子。几次之后,我反倒不急于问他了,真实的答案只有一个,而每次遇见之后的头脑风暴,已经有无数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了。一个陌生人的故事,陪伴了我整个夏天。

发现故事的,看上去是慧眼,其实却是心,一颗对生活充满热爱、敏感、好奇、探究的心。这颗心更像是一颗童心。我不能让自己走更多的路,但这颗童心可以让我看到更多的风景,可以让我的生活多姿多彩、有滋有味。

与公文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我重新回到翻译的岗位上。不过,我的俄语几乎荒废,负责的翻译语言又偏偏不是俄罗斯的,而是亚洲和非洲的,俄语暂时也派不上大用场。还好,我有我的优势,比起懂语言,我更懂文学。

日本青年作家中村文则是芥川奖得主,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中日青年作家小半天的研讨,除了隔桌相望,更专注于听耳机里的同传翻译。我知道了他的小说《掏摸》,评论家称之为黑色犯罪小说或者恶小说,而我恰恰也喜欢写法治文学,散会后便找来一读。不久,我们在韩国首尔第二次见面。读过作品,便有了聊的欲望。两天的会议加一天的采风,茶余饭后,也有了聊的时间,只是语言不通,用英语寒暄几句还行,说深了,就只能靠手机上的讯飞翻译了。也有译错的时候,彼此哈哈一乐。换个直白些的说法再译一次,有时候想表达一个意思,要几个来回,虽然费劲,却乐在其中。

与柬埔寨高棉作家协会主席布隆布拉尼也是两年见了好几次面,南宁、暹粒、北京、昆明。遗憾的是,讯飞翻译里没有高棉语,我们不得不借助简单的英语了。就凭着这种直接对话的冲动,在刚刚到达金边的那顿早餐上,我们几个中国作家手把手地帮他装上WeChat,连比带画地教给他怎么用。到底是年轻人,布隆布拉尼很快就喜欢上了WeChat。不习惯对方的口音,就把想说的话用英语发在微信里,对我们这些哑巴英语、聋子英语也是大有帮助。比起用英语,他更喜欢发照片,有时候,一张照片,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就是一段友好的诉说,足可以心领神会。

与外国作家打交道,同与中国作家交朋友一样,以诚相待是第一位的,懂文学、爱文学也是第一位的,这两个第一位,才能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语言倒退居其次了。

第二位也很重要,俄语不能闲着不用。去不了俄罗斯,但可以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上动动脑筋。中亚各国与我国的交往是全方位的,民间文学来往也很多,只是国家级文学组织的联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次反复,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主席一行,终于在今年初实现了对中国作家协会的首访。每天晚饭后,他们总要小聚,也邀我一起,喝喝伏特加,聊聊彼此的生活,说说各自的创作。熟了之后,他们才告诉我,他们带了好大一块熟马肉,是因为担心来中国吃不惯吃不饱,没想到顿顿都吃到嗓子眼儿。我心里想,即使来自这么友好的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似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而文学交流恰恰就是要通过彼此的阅读,让人民之间更了解和熟悉对方的现实生活。只有了解,才能理解和尊重,只有理解和尊重,才能更相亲相爱。

哈萨克斯坦作家协会副主席阿克贝尔林是个“80后”,年龄相近,可聊的话题也更多,只是他的俄语已经比不上老一辈纯正。围着一张小小的圆桌,他用哈萨克语朗诵自己的诗,听不懂是啥意思,却能听得懂是啥意境。他总觉得我太谦虚,而且劝我:“你应该更专心地写作,这样会有更大的成就。”我笑笑说:“为文学服务,为作家服务,与我个人的创作并不矛盾,反而会促进我的创作。就好比现在,如果我只是一个作家,咱俩可能会在某个会议上见面,却未必会有如此近距离相处的机会,让我们聊得这么深、这么透。我不只关注我个人的创作,我的文学不是小圈子,而是大世界。”

韩国大山财团的张根明是和我一样的文学工作者,为在首尔举办第四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我们从年初就开始忙活,电子邮件往来不断,但怎么也不能做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更何况我和他都常常出差,一两天顾不上看邮件的情况总是有的。筹备过程中往往都是急茬儿,等不来答复真能把人急死。我干脆建议他装个WeChat,教他怎么加好友,后来还让他装了电脑版,方便传输文件。等到后来在首尔见了面,我们已经算得上是老朋友了。他打开WeChat给我看,不无自豪地说:“我只有你一个好友!”只有一个好友的微信,始终为我运行着,始终为文学的交流运行着。

文学不是小圈子,而是大世界。在这样的广阔天地里,我又怎么会孤独呢。

李强,“70后”,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人民文学》《作家》《江南》《长城》《解放军文艺》《美文》《南方文坛》等报刊,《中华文学选刊》、光明网、中国作家网、雅昌艺术网等报刊和媒体转载,著有长篇小说《骗中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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