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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戴望舒、施蛰存青春独白  40岁王西神、徐卓呆新年闲话 1924年上海《时事新报》副刊新年特别策划

来源:北京青年报 | 肖伊绯  2020年01月23日09:01

上海《时事新报》,1924年“青光新年号”(头版)

1933年上海所见明信片,原载《美术》杂志1934年第1卷第1期

1924年的春节,是2月5日。过了这个春节,即是阴历甲子年,也就是“鼠年”。虽然当时流行过阳历新年,不过这一年元旦的上海《时事新报》版面上,“青光”副刊推出的“新年号”,还是以两只巨大的、一黑一白的老鼠爬上水仙花的图案为点缀,是要烘托一下“鼠年”的新年氛围了。

当时的“青光”副刊,主编为滑稽小说大师徐卓呆。他是江苏吴县人,名傅霖,号筑岩,别号半梅(槑)。徐氏既是通俗小说家,也是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被时人誉为“文坛笑匠”和“东方卓别林”。

徐卓呆为了编好这一期“新年号”,也是煞费苦心,早就提前向数十位活跃在沪上各界的友人发出了邀请,请他们谈一谈新年感想。原来,徐氏从当时颇为流行的阳历新年互送贺年片的风气着眼,要在“朋友圈”里谈一谈对贺年片的看法与观点。这一新年话题,在96年前中国各地报刊上都不多见,对于刚开始流行新年互送贺年片的时尚前沿都市——上海而言,也尚属首次。

那些曾依惯例,泛泛而言一年生活,侃侃而谈新年愿望的撰稿人,面对这一话题,不得不拿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与观点,对贺年片这一事物乃至贺年风尚等展开专题评述了。

19岁戴望舒 最讨厌发送贺年片

且看,按收稿时间顺序排版的来稿中,“姗姗来迟”的第十四位撰稿人,乃是后来成长为大名鼎鼎的“雨巷诗人”——戴望舒,那会儿他用笔名“梦鸥”撰稿。戴氏对贺年片乃至“年礼”的看法,以及新年感想等等,皆信笔写来、娓娓道来,行文平实而真切,是诗人难得一见的“写实”作品,更见其个人性情的真实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篇“新年感言”,似乎未曾辑入《戴望舒全集》及其他戴氏文集、选集,亦未见相关文献有过任何提及,可称“佚文”或“集外文”。此文在现代文学史及戴氏生平研究方面,自然独具价值,原文如下:

这篇对于新年的感想:不是对于世界的新年的感想;不是对于中国的新年的感想;不是对于社会的新年的感想;只是我自身对于新年的感想罢。

我现在在上海,离开了我那美丽的西湖,要好的朋友,欢乐的家庭。照表面上看来,我是一个异邦之客,一个孤寂的人,一定是很烦闷,很不乐,对于这新年,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团聚着欢聚着。

然而我实际上却感到很快活,很适意,因为有许多烦恼的不乐的事,都可以乘此不理:发贺年片,这是一件最讨厌的事。在家里时大家将贺年片寄来,要是不回,他们一定要大不乐,或者是因此而发生意见。偏偏我的朋友又是多,买贺年片,要耗我的钱,失寄一个又要惹气。一到上海:这些事都装做不知,轻轻的被我逃过了。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一。

年礼,朋友们亲戚们在新年中,不免要送点年礼,现在我也逃过了,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二。

朋友的来往,新年中许多的朋友——常来的和不常来的——到新年中都要到我家里来,几乎使我应接不暇。有些呢,果然很喜见他和他谈话,有些呢,实在是惹厌,更加我的烦闷。到上海后,虽然有许多喜见他的朋友不能见到,但是惹厌的那些、惹烦闷的那些,都可免见了。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三。

……说不尽的快感。都涌上我心头,不禁使我大笑了。

上述500余字的新年感言,出自时年19岁的戴望舒的笔下。那会儿,他还没有写出《雨巷》的名篇,还不是什么著名诗人。不过,少年戴望舒早已与现代文学结缘;17岁即开始写小说与散文,在故乡杭州时已与施蛰存、马鹃魂、张天翼、叶秋源、李伊凉等组建了文学社团——“兰社”。

过新年时必得发送贺年片的风尚,昔日身在杭州的戴氏认为乃是“一件最讨厌的事”。此时身在上海,戴氏自言“这些事都装做不知,轻轻的被我逃过了”,还为此颇感庆幸地声称,“这是我对于新年快乐的感想之一”。

捎带着惯常不免要送的年礼,以及应接不暇的人际应酬等等,此刻身在上海的戴氏,都可以在这新年到来之际“幸免”了,真是“说不尽的快感”。至于那“有许多喜见他的朋友不能见到”的些许遗憾,竟在这一期“青光新年号”上,也可以有所弥补了。

这不,居于其前的列于版面首位的马鹃魂来稿,以及紧随其后的列于版面第十五位的署名为“青蘋”(施蛰存)的来稿;还有列于版面第六位,稍后加入“兰社”的苏州人黄转陶的来稿,都是“兰社”中人的新年感言,仿佛来了一场“兰社”会员的新年笔会一般。这样的“新年快乐”,更是另一番“说不尽的快感”罢。

19岁施蛰存 新年感到“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与戴望舒同龄,时年同为19岁的施蛰存,当时正在上海大学就读,也给“青光新年号”写了一篇“新年感言”。这位后来被视作“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又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的新派作家,与此时的戴望舒境况相似,还没写出什么足以震动文坛的名篇大作,笔下却又别具少年人的清新灵动。

施氏这一篇“新年感言”,与前述戴氏的那一篇“新年感言”的研究价值相似,皆属于其早年难得一见的作品,全文如下:

我得着徐卓呆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在这信上他要我一篇文字,题目是“对于新年感想”。回到了我的家乡——松江,虽然我们松江并不是一个很偏僻的村镇,在历史上他也可算江南第一所大城。但我却非常奇怪,何以在距离新年不远的这两天,我们那大城里还一些也看不出将有新年来了呢?于是我想着或许徐卓呆先生记错了时日,不要距离新年还有几个月罢。

回到了上海,立刻使我迷惘了自己。每一条马路,每一家店铺的厨里,都满满的装着簇新的货物,尤其是糖果店、书店、洋货店,他们的巨大的厨里都装满了许多美丽的圣诞礼物,新年礼物。

每一个小孩子,牵着他的父亲或母亲的衣裳,到市上来,他们一看见玩具店里挂着的许多慈祥的圣诞老人,和花花绿绿的圣诞卡片,或是看见了糖果店里陈设着的襪糖,他们没有一个不快活着笑着说:“哈!有趣味的新年将要来了。”

究竟新年是否将要来了?何以在我们内地的大城市中一些也感觉不到呢?这两个问题盘旋着在脑中,迷惘了我自己。

我将这问题问我的朋友,请他解决。他笑着道:“这种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你们家乡是在内地所以不容易感觉到新历新年的景象,这种新年内地人是很少很少愿意享受的。”

于是我有了这一篇文字:“对于新年之感想”了。原来“这新年只有上海能感觉到的”。“这种新年内地人是很少愿意享受的”。

这500余字的“新年感言”,篇幅上几乎与戴望舒所写的那一篇完全一致,内容却又完全不同。当时身在上海松江县的施氏,在文中记述了他的新年“迷惘”,即“究竟新年是否将要来了?何以在我们内地的大城市中一些也感觉不到呢?”

事实上,当年的松江县,如今早已划为上海市松江区。此地位于上海市西南部,历史文化悠久,有着“上海之根” 的称誉。松江位于黄浦江上游,东与闵行区、奉贤区为邻,南、西南与金山区交界,西、北与青浦区接壤,业已成为繁华时尚之都——上海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原籍浙江杭州的施氏,8岁时即随家迁居时属江苏省辖的松江县,至17岁时,仍视松江县为其家乡。当时的松江县因区域归辖所限,整个县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尚不能与上海市区同步,故而少年施蛰存有了上述的新年“迷惘”。

40岁王西神 甲子年并不太平

两个整版的“青光新年号”,除了尚名不见经传的戴望舒等人的青春独白,仿似一场“兰社”中人的纸上笔会之外,更有当时活跃于沪上各报刊的小说名家范烟桥、赵苕狂、沈禹钟、江红蕉等,还有剧作家汪仲贤、谷剑尘等,以及主编徐卓呆、王西神在内的众多资深撰稿人,均有文字发表。可以说,除了戴、施那一辈“00后”之外,更多的撰稿人乃是“80后”与“90后”。

著名学者钱钟书的堂舅父,无锡人王西神,在专刊两个版面共计25位撰稿人的群体中,年纪较长,资历也较长,时年也不过刚刚40岁而已。王氏原名蕴章,字莼农,南社社员,诗文书法皆颇有造诣。早在清宣统二年(1910),《小说月报》创刊,即为首任主编。因其首倡期刊作者稿酬制,一时来稿大增、声名远扬,其他报刊纷纷效仿,王氏也因之被视作沪上报人群体中的元老级人物,其诗文书法常常见诸报端。

王氏为“青光新年号”所撰“新年感言”,没有少年撰稿人的“快感”与“迷惘”,也没有中青年撰稿人的“熟络”与“幽默”,而是流露出一位元老级报人对时局走向与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思。在“莫论国事,只谈风月”的普世信条之下,这位正值“不惑之年”的报界元老,却偏偏要在一篇新年感言里,只谈国事,感时忧国,这样的情形殊不多见。且看王氏开篇即语:

年年有新年,新年并没有甚么可以感想之处;不过今年的新年,因着是六十花甲一周的第一年,干支恰恰遇着“甲子”两字,社会上的迷信,多说甲子年应当天下太平,所以对于今年的甲子年,似乎抱着无限的希望。

紧接着,王氏历数晚清以来的政治腐朽与民生艰难,强调迷信时运无法救国;在治国无方的政府统领之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每一年都是“灾年”,并无什么太平盛世可言。无论是亡国不远的晚清朝廷还是此刻执政的北洋当局,王氏认为皆是治国无方、祸害百姓的政府。这一篇“新年感言”,读来颇感沉重,并无什么预祝新年如意的客套话,触目皆是令人忧愤的字词话语;篇末连发两个反问,更是发人深省。王氏这样写道:

再从干支说来:“子”字是地支的第一字,从民国的壬子年,到现在十二年中间,有甚么一件事,可以安慰自己?现在又是甲子年了——这一个“子”比较前一个“子”,不知道怎么样?

44岁徐卓呆 贺年片得罪人,取消贺年片!

当然,徐主编也写出了自己的“新年感言”,依序排在了两个版面的倒数第二位,即第二十四位的位置上,几乎就等同于“压轴”之作了。

且看这位时年44岁的徐大主编的“压轴”之作,有着怎样的总结与评述,原文如下:

我很怕过新年!其实怕的不是新年,怕的是发那贺年片。每逢过新年时,总要发这么一二百张贺年片。那时节,要想得周到严密,万一漏去了几个朋友,又恐怕他们要生气;不过一时总有失漏,哪里会个个想到呢?就是已经发寄的,也保不定邮送时不会中途失去啊!所以不用贺年片则已,用起来反容易得罪人!

我在每年用那贺年片,笑话也闹过不少:民国元年,我寄一张贺年片给友人潘某,上面画一只老鼠,蹲在一只箱子上,这一年也是子年,所以属鼠;不料潘某大怒,他说:常言道:老鼠躲在书箱里,是“吃本”之意,今年生意一定不好了!

去年我一时因所印的贺年片不够,便向我家的孩子要了几张,我也没细看,就此寄出去了!后来才晓得:那寄的几张,都是对女人用的,不是笑话么?

我为着贺年片,往往对不起人,所以今年索性取消不用了,亲友们原谅罢!

平日我一想到新年,就会联想及那担心的贺年片,如今取消了贺年片,真宛如心头去了一得压迫,可以很快乐的过新年了!

此篇约400字的“新年感言”,完全是围绕贺年片这一问题展开评述的,可见徐氏对这一问题确实长期纠结,也确有深刻感触。也正是因为始终为之牵绊受累,每年都要为之闹出点“笑话”或“闲话”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在1924年新年之际,公开声明“我为着贺年片,往往对不起人,所以今年索性取消不用了,亲友们原谅罢!”做此决定、发此声明之后的徐大主编,竟然也同那19岁因迁居上海而免去寄送贺年片之烦闷的戴望舒一样,心情大好,自言“真宛如心头去了一得压迫,可以很快乐的过新年了!”

贺年片本是“舶来品”,乃是从西方传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晚清以来,西洋使节将阳历新年互致贺年片的风尚,带入中国。之后,将阳历新年元旦视为“洋节”与“西节”者,为迎合都市公众的时尚心理,渐有批量印制与发售贺年片的商家出现。就在1924年前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各大出版机构,纷纷在每年年末与次年年初之时,印制大量各类贺年片,以迎合都市民众需求。

在又一个“鼠年”即将到来之际,重温这一场发生在96年之前,同样也是“鼠年”来临之际,包括少年戴望舒、施蛰存等多位名家参与的新年笔会,实在颇有几分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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