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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1979,假如没有那年春节

来源:解放日报 | 张翎  2020年01月23日08:47

鼠年春意浓 (水墨画)韩美林

童年时关于每一个春节的记忆都是清晰的,因为记忆的仓储量还很宽裕,而春节的数目尚寥寥无几,盘点起来总是容易。到了今天,经历了太多的年头岁尾,春节就成了一张张面目模糊的脸,相互交替融汇,甚至错位,很难再把它们一一单独剥离。但总会有那么几个春节,会从冗长臃杂的队列中跳跃而出,鲜活地呼唤着记忆的光临。

1979年的春节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一年春节期间,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几件至关紧要的事情。

第一件是我路遇了一位久未谋面的学姐。她是我中学时的学姐,高我一级,那年她已考上大学,正趁寒假回乡过春节,而我当时还在温州西郊一家小工厂里做车床操作工。我盯着她胸前那枚浙江大学校徽,眼神里流露出叫路边的树木都感觉难堪的羡慕。一年多前,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但因政审而落榜。我已灰心,没有勇气经受新一轮的期盼和失落。那时的温州城很小,消息传得很快,那位学姐大概已听说了我的境遇。她热切地拉住我的手,说:“那是因为你考得还不够好。假如你的成绩足够出众,成为一个事件,他们就得慎重,不敢轻易把你刷落。”

多年后我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一句多么睿智的话。她是上天送到我路途中的天使,她一句随意的话改写了我整个人生。

那时已是旧历年底,街上弥漫着各样的烟火之气,家家屋檐下挂着腊肉和鱼鲞,等待着一年里的最后几个晴天把它们晒成年夜饭桌上的珍品。年货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人手里都有几张捏出了水的计划供应券。

在路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上班后,我径直走进二楼的领导办公室,提出了停薪留职复习高考的要求。在那个年代,“停薪留职”几乎是个爆破性用语。领导惊讶地望着我,“你还考啊?”我1977年高考落榜在厂里是众所周知的事。我说“还考”。她提醒我假若没能考上大学,再回来就不能回到金工车间了——那是人人垂涎的技术工种。我点头,那一刻有些壮士断臂的决绝和悲凉。走出门来,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轻声议论:“最好考个复旦大学回来给我们瞅瞅。”我听不出来这到底是祝福,还是嘲讽。

那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居住在新加坡的大姑妈回乡探亲了。大姑妈1948年离开大陆,当时只以为是一趟至多几个月的旅行婚礼,谁也没想到一次寻常的分别会持续31年。离去尚青春,归来已白头。我的爷爷奶奶即大姑妈的父亲母亲皆已去世,大姑妈与久别的同胞手足们团聚,谈起几十年里发生的种种,众人皆唏嘘不已。

大姑妈的到来,对于1979年的温州街市来说,是一桩可以用“轰动”来描述的事件。父母借了楼上一家邻居的房子,供姑妈姑父住下。刚刚订婚的嫂子,提前分担了婆家的琐碎日常,天天到家里帮着父母烧火做饭。那一段日子是忙乱和捉襟见肘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用计划供应的柴米油盐副食品,变出饭桌上尽可能丰盛的三餐。每天家里都挤满了前来探望的亲人、朋友和邻居,妈妈每顿饭都逼我把自学的那几句烂英文搬出来和姑妈姑父切磋,我恨不得墙上有缝、地上有洞。

姑妈在家里居住,最大的难处还不是一日三餐,而是如厕和沐浴。在没有厨卫设施的旧民居里,姑妈没法每日洗澡,妈妈便嘱咐我隔几天带她去一趟公共澡堂。在那个以灰蓝为主色调的街面上,我带着烫着一头卷发、已经明显发福、却依旧身穿红花丝绸棉袄的姑妈走在通往澡堂的路上,排年货的队伍开始骚动,还有顽童跟在我们身后。

姑妈耐心地排在等候洗澡的队列之中,忍受着澡堂里滑腻的地板、隔间门口存留着无数人皂液和手印的塑料帘子,还有那些紧盯在她身上的好奇目光,安静地洗澡,安静地离开,对围绕着她的所有议论置若罔闻。5年之后,当我成了煤炭部设计院的一名英文翻译,随一个代表团第一次走出国门,目睹了国外完善齐全的卫生设施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1979年姑妈选择住在我们家里,是出于怎样的歉意和爱心——为她没能和我们一起渡过的难关,为那些年里错过的亲情。

姑妈只待了一个星期就走了,但姑妈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痕迹却是久远的。姑妈把自己子女穿小了的衣物留给了温州的亲戚们,每一件穿在身上,都会引起一阵惊叹。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件粉红色的紧身尼龙弹力短袖衫,和一条深红色的由八瓣布料剪裁而成的A形裙子。这一套衣裙我后来穿了很多年,即使在以时尚著称的大上海,依旧很有台型。

姑妈留给我们最显赫的一件礼物,是一台19英寸的松下彩色电视机。在1979年的温州,这台彩电带给街坊的震撼,不亚于在街头遭遇一只复活的恐龙。每天天刚擦黑,我们家里就已坐满了邻居,每一张凳子,每一寸床沿,都派上了用场。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能坐得下多少人呢?挤不进去的人(通常是稍远的街坊孩子)并不沮丧,他们跳上我家的窗台,在正月的寒风里,津津有味地观看被墙壁削去了一半声音的模糊画面。我至今记着我家窗玻璃上那一个个压得扁平雪白的鼻子,它们哈出来的热气足以匹敌一台蒸汽机。

依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电视节目是贫瘠的。轰动一时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排球女将》和美国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都还是后面几年的事,国产电视剧《蹉跎岁月》《虾球传》也还在酝酿之中。在1979年的电视节目编排里,新闻和戏曲占了很大比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放的老电影,如《冰山上的来客》《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等。尽管如此,声音和画面在那个精神食粮匮乏的年代里,本身就是无可抵御的诱惑。

那个春节,对我来说是一场耗尽心神的战争。

我一个人坐在兼做吃饭间的外屋,在一盏昏黄的电灯下,伏在桌上复习功课。心想静,耳朵不让。我的耳膜是一张黏度极高的胶纸,粘住了从里屋漏出来的每一片精彩。歌声、音乐声、对白、议论、笑声……诱惑三千,而我只是孤军一人。以我区区一身,抵挡三千精兵,我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夜。

今天回想起来,关于那一个春节的琐碎细节我都不记得了。我想不起来那一年我到底得了一套什么样的新衣、除夕的饭桌上有哪几位宾客,也不记得妈妈到底有没有克扣我的压岁钱——在我的家乡,尚未婚嫁的人无论是否已经成年,都依旧会得到长辈们的压岁钱。我唯一记得的是和电视那个妖魔永无止境的对峙和交战,那个春节把我变成了堂·吉诃德。

我错过了一整个假期的精彩,但我背熟了一张中国地图,记住了如何治理黄河的几种复杂方案,知道了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点、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了解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背下了《捕蛇者说》《愚公移山》《滕王阁序》,还反复练习把一篇篇几千字的散文或者新闻特写缩写成20个字的电报文。在那些耗尽脑汁的重复劳动间隙里,我去爬山。爬山的目的既不是为锻炼身体,也不是为了观景,而仅仅是为了在山顶无人之处放声朗读英文。30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学习方法有个拉风的名字叫“疯狂英语”。

1979年夏天,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借那位工友的吉言。

假如一生只能记得一个春节,我会记住1979年。我不能想象假如日历上缺失了那个年份,我的生活会拐入一条什么样的路。每想至此,我都会禁不住打一个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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