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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另一种重生:抽出文学掌故的细丝织全新的网 ——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新作《好骨头》

来源:文汇报 |  向丁丁  2019年11月15日08:09

《好骨头》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河南大学出版社

今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八十岁。而老去可以是一桩有趣的事。

十九世纪的诙谐诗人爱德华·李尔有一首传唱甚广的滑稽诗《猫头鹰与猫》,讲这两只相爱的动物搭上豆青色小船去加勒比海里漫游,弹着吉他,月光下跳舞。阿特伍德改写了它,诗变成《猫头鹰与猫,若干年后》。

她说:

喔,我的爱人,

纸板做的漏水刚朵拉已带我们航行了这样远,

载着我们,还有纸吉他……

现在的我们是秃顶猫头鹰和风湿猫……

可是唱吧,继续唱吧……

我们仍旧拥有月光。

谁会想到一首哄孩子的小诗还会有唱和,在一百年后?谁会想到寓言式粗线白描加上自黑细节种种,能变成淘气老太太关于年华、经验和救赎的浪漫自嘲?绕着李尔留下的一簇细丝——无意义小诗,一张晶莹的蛛网织成,而意义在蛛网的每一个连结点生成。与前人的文本互文,和周遭世界的价值、关切与生活方式互文,阿特伍德可是一把好手。而她轻瘦的小品集《好骨头》,则是蛛网四结的幽暗洞穴,是意义蔓生的午夜游乐场。

阿特伍德生活的世纪,是一个剧变的世纪。当一代又一代的父母给孩子讲述小红母鸡的童话——那只无人帮助,自己拾稻、耕种、打糠、磨面,烘烤面包,并且拒绝与并未付出劳动的 “朋友”们分享的小母鸡的故事——天真的讲述者不知道,这看似亘古不变的道德训诫,关于清醒负重、自力更生和财富聚集的道德训诫,其实来自那若干个世纪里西方世界上升阶级所开创和信奉的秩序。让这只小家禽在二十世纪仍然理所当然、安静无闻地吃完一条手工面包?阿特伍德可不会同意。她重写这个被习以为常的童话,让《小红母鸡倾诉了一切》,大刀阔斧地改变了故事的走向。旧童话中的小红母鸡骄傲地吃掉了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懒惰的朋友们在一旁直咽口水。而阿特伍德的小红母鸡被以公平之名要求分一杯羹的猫咪、猪、狗、羚羊、牦牛、石龙子和虱子绑架,他们指责、自残、威胁——想想蔓延在今日西方的平均主义、福利主义的诉求吧——这个时代的小红母鸡面对的可不是一个单一资本逻辑的世界,它要令人眩晕得多了。

更妙的还不止于此。阿特伍德的小红母鸡居然当真将面包拱手相让!她抗议旧童话的结尾,声称这是对母鸡天性的悖离。母鸡怎会不谦逊、顺从和忍让?她为自己是一只母鸡却曾想过独占果实而道歉。小红母鸡这习得的谦卑在《好骨头》中不断复现。她们是险些不能嫁入宫殿的灰姑娘、白雪公主、海的女儿和莴苣姑娘,是一听蛇夸夸其谈的蛊惑便吞吃知识树上免费苹果样品的夏娃,是衬裙、首饰、粉盒跟吊袜带一应俱全而脑袋空空如也的芭比。她们接受自己智识上的第二性,并把这娇憨的缺陷作为砝码,交换来自男子的爱。她们曾被囚禁在南瓜车、花园边的高塔,可是她们欣然接受这规训,因为到最后,她们自己也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平滑舒适地进入男性主笔的叙事,成为五百年的爱情诗中被抽象、美化和追逐的幻影。

她们唯独不是《格特鲁德的反驳》中哈姆雷特那大胆莽撞的母后。这位中年妇女站在莎士比亚从未给她的舞台中心,用莎士比亚从未给她的声音解释了一切。她嫁给克劳狄乌斯并非出于软弱,也非出于愚蠢——这可是几百年间正统解读给她安下的罪名——不,都不是。恰恰相反,是她自己选择了克劳狄乌斯,因为这位王弟虽然身形发福,不如兄长那般英俊如太阳,如鹰隼,但他自懂得怎样把日子过得有趣。她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禁锢于深院、与高贵冷淡又自私的国王凑合度日的扑克脸王后,她享受食物、酒、寝宫和欢爱。她震惊莎士比亚四百年来的读者:

哦!你居然这么想?你以为克劳狄乌斯杀了你爸爸?好啦,难怪你在饭桌上对他那么粗暴了!

……

不是克劳狄乌斯干的,亲爱的。

是我。

很酷的格特鲁德,不是吗?这一点也不奇怪。阿特伍德从少女长成的时代,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代;是成千上万的妇女从军需工厂回归家庭,早披婚纱、养足四个孩子的时代;是职业指南上为男子列出一百种选择,为女子列出五种——护士、公立学校教师、空姐、秘书、家政——的时代。但那一片保守的平静下,暗流开始汹涌。不要忘了,那也是猫王出道的时代,是短袜晚会和汽车影院开始流行的时代,是大学女生中间出现穿着黑色高领毛衣、神色睥睨一切、抽烟写作的文艺青年的时代。在一次访谈中,阿特伍德说,一开始,她被这些人吓得不轻。但下一步呢?她不久便开始惊吓他人。她的整个童年都跟随当昆虫学家的父亲在加拿大的寒冷森林里度过。大自然的生存方式对女孩男孩的要求毫无区别:愚蠢是致命的——它引起山火、船难和风暴天的死亡;软弱是无益的——无论你怎样撒娇和哭泣;只有好奇心、行动力和谨慎感,它们不偏不倚,让人在森林里生存下去。格特鲁德繁复拘束的伊丽莎白百褶领,大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阿特伍德换成了朋克风的黑色毛衣高领。

阿特伍德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说她在女性主义者当中的偶像地位纯属巧合。虽然看过《使女的故事》的人几乎不能相信她的声明,但《好骨头》的读者当能理解。她的怜悯和关心——别怀疑,虽然她的口吻永远聪明又辛辣——对象广阔得多。她怜悯男性,怜悯存在主义困境中的一切灵魂。她改写了恐怖的童话《蓝胡子》——改得愈加恐怖。新娘用金钥匙打开禁忌小屋,发现的不是血泊中的前妻尸体相摞,而是一个死去的孩子。蓝胡子照例适时地出现,先说,“我生了他”;又说,“就是我,别害怕。”

当华兹华斯雀跃地写道“孩子是成人的父亲”,大概很难想到自己发明的浪漫规则会用进如此哥特的语境。阿特伍德的蓝胡子不止是施害者,他也是受害者本身。他的忧郁始终大过暴戾,因为他的造物主迷失于两次大战后硝烟未散的时代,而他的身体——和其他所有男人的身体一样——生来就在等待屠戮他人或被他人屠戮的宿命。阿特伍德帮蓝胡子追溯尚在子宫的时光,那里没有无间的温暖亲密,只有异乡的黯淡可怖。母亲的心跳不是节律舒缓的抚慰,而是不祥的鼓点敲击。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鼓点曾被《鲁滨逊漂流记》里的星期五听见,也曾被《黑暗的心》里的马洛听见;历经数个世纪,它只是变得更加令人惊惧不宁。如果说星期五和马洛的恐惧背后有殖民者的野心,蓝胡子的恐惧背后只是一片存在主义的虚无。阿特伍德对蓝胡子,对被异化的男性,也有无边的共情。

她怜悯在消费主义的拍岸浪蚀下渐被掏空的人类审美。对十七世纪的诗人,特洛伊的海伦曾拥有一张“发动了一千艘战船的面孔”;而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她令人啼笑皆非地变成了每个小女孩玩具屋里的芭比娃娃。与她可笑的男朋友娃娃肯一道,他们拥有“那张带动了一千种周边产品的面孔”。

她怜悯理论泛滥年代里奇思妙想的寸步难行。每一个旧童话的标准开头——“从前有个穷苦的姑娘,心地善良,长得也漂亮;她和她那坏心眼儿的继母住在森林里的一幢房子里”——都隐藏了无数会被某种理论攻击崩溃的蚁穴,从经济学上的“穷苦”,到性别意义上的“漂亮”,及至精神分析里的“坏心眼儿”,批评者们还会对这姑娘的肤色和种族指指点点,他们甚至想要干涉“从前有个”这寥寥几字的语词本身。在甚嚣尘上的争吵中,叙事的可能性本身令人遗憾地被取消了。

而阿特伍德在抵抗。她是一只狡黠的蜘蛛,攀住恢弘正典里、孩童睡床前、市井闲话间透出光芒的细丝,吐丝织网,相扣相连。蛛网本身没有颜色,它折射来自文本历史、周遭时代的无穷亮光。意义在衍射中瞬息万化地生成,以戏仿、反讽、叛逆、翻新的方式。阿特伍德的午夜游乐场,就像她童年栖居的幽深森林,向无惧探险的读者发出秘密邀约的信号。

(作者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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