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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学》2019年第10期|任蒙:路过黎河塆(节选)

来源:《天津文学》2019年第10期 | 任蒙  2019年10月28日08:54

一个深秋的上午,风和日丽,山山岭岭的秋色中还散发着绿意。

我们奔着“黎元洪”而去,但前方那个村落并不远。

这次到大悟,朋友本来是邀请我们前来看乌桕红叶的,却听说黎元洪的老屋就在附近,说去就去,就这么简单。

当我准备钻进车门时,朋友又补充了一句:拐过去看看,多不了几公里,算是路过吧。

在山间公路上,我一路上都在思考这个人。

说起黎元洪,很多人都可能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怪诞之感,甚至潜意识里还有一种莫名的漠视。对黎元洪的这种认知和情感,皆源于他人生中的奇异经历。

所谓奇异经历,当然是他被人强行拽上都督大位那一次众所周知的“巧遇”。至于他一生做过两次大总统、三次副总统,这些令人听起来心生敬畏的显赫,只是他奇异经历的“后果”,我曾经说过,这都是黎元洪“捡”来的。

时势造英雄。

我们不难想象,当年黎元洪的大名怎样借助武昌暴动的消息一夜爆红。那会儿,天下人知道摄政王,知道北洋大臣,知道各地总督、巡抚,可这个黎元洪是何方神圣,没有多少人听说过。

百年之前的那个辛亥年,很多人不知道世上还有公元纪年,包括武昌军营中那些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动发难的青年军人,他们也习惯运用传统历法标记日子。最初,他们将举义的日期定在8月15日,可在他们召集秘密会议的当天就出了意外,起义计划泄露,只好推延到8月25日,也就是公历10月16日。于是,秋高气爽的武昌城像无数个平常的日子一样,又度过了几个死寂的黑夜,谁料在10月9日,汉口宝善里革命党人又意外失事,暴动只好仓促发起。

一次又一次意外,导致这场震动世界的兵变来得毫无准备。

一切箭在弦上,却没有一个发起者;

暴动打响了,却没有一个作战指挥者;

造反成功了,却未能产生一个能够代表新生力量的领袖人物。

很多史料用“群龙无首”这个成语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暴动成功的热血军人,急需一个既有名望又有能力的人物出面为他们掌控大局。

军政府诞生不到一个时辰,真的是一纸空白,百废待举,而朝廷必将对起义进行疯狂镇压,很可能就是一场恶战,军情如火。因此,这个主事的人对于起义,对于革命局势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说多重要就多重要。

情势容不得那群年轻人从容权衡,从长计议,就像头天晚上暴动的士兵冲上楚望台军火库就地“拽”出吴兆麟担任起义总指挥那样,在初步组成军政府之时,官兵只能选择他们比较熟悉的军中协统黎元洪。

在当时的中国,或可挑出一百个“黎协统”来,不排除有的人比他更合适,但远水解不了近渴。

假如黎元洪没有那次一步登天的“幸运”,我们今天也不会来寻访养育过他的这个村塆。那样,今天这里可能只有个别文史专家知晓黎河村曾经出过一个清军将领,担任过21混成协的统领,相当于现在的旅长。

那个黎元洪,肯定不是今天尽人皆知的黎元洪。

车子来到一片平展开阔的村边广场,广场一侧那座类似祠堂的建筑,一屋独高,面积也很大,颇有气势,明显不同于周边的民居。“祠堂”青砖黑瓦,前后坡顶,四角略翘,体现出中国乡村传统建筑的风格。

这座“黎元洪故里纪念馆”,好像是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修建的。

今日看来,这个小小村落的自然环境固然宜人,但是,在那个并不遥远、却在时间概念上刚刚走出古代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黎家只有几亩薄地,与许多庄户一样,只能在贫困中煎熬。黎元洪13岁那年,他在天津北塘从军的父亲将全家迁移到了天津军中,听说他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黎元洪留给故里小村的几个故事,都是他13岁之前的事情,并且都与贫穷和饥饿联系在一起。比如,传说他牧牛时偷拔了别人地里的萝卜,因为“一个坑一个萝卜”,少了可不行,他就吃完萝卜之后再把叶子插回坑里,颇能迷惑别人。

已经远走高飞的黎元洪,成人后在北洋水师施展才华,最早曾经受到过李鸿章的提携,后来又以自己诚实的品格和踏实的作风得到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赏识,被委以监造军事炮台等重任,一再得到重用。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也从南京被调回武汉,在军事和工程建造方面尤受总督倚重,成为湖北手握重兵的核心将领,使他得以在自己的家门口逢遇千古事变,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暴动次日,当那帮年轻革命党人准备礼请他们的黎统领出山时,湖北的军政大员都早已出逃了,没人知道黎元洪去了哪里。几经打听,才从一个伙夫那里弄清了他的准确去向,说他躲到了黄土坡21混成协一个参谋的家中,革命党人是从参谋内室的蚊帐后面把他拽出来的。

但是,胜利之后媒体关于这段历史出现了多种“版本”,让人莫衷一是。一种版本说,他听见革命党人已经找到参谋家里,马上要闯进内室,就从蚊帐后面顺势钻到了床底下,是一个士兵把他从床下拉出来的。另一种版本的故事更加“精彩”,说黎元洪头天晚上更换便衣躲到他姨太太黎本危那里,是其部下马队的一个排长带着士兵找到姨太太的住处,听见床下发出紧张的呼吸声响,他们连看都没看,就伸手去抓住他的双脚拉扯了出来。两个部属将黎元洪从床底拖出来时,只见他头戴瓜皮帽,身着长袍马褂,满身灰尘,浑身筛抖,吓得魂不附体。这种“版本”讲得有鼻子有眼儿,更是引人入胜。

原来,那天晚上黎元洪更衣逃匿,本来是害怕被乱枪打死或被愤怒的叛军处决,很多人却将他的这种举动理解为躲避革命高位,这就使神圣的革命进一步增添了几分滑稽和游戏的意味。

我曾经说过,黎元洪是一个意识深处都扒不出丁点儿革命影子的人,硬是被推上了革命领袖的位置。如果从黎元洪的本意来看,我给他下的这个结论是没有错的。任何社会变革,如果需要某些社会个体付出代价,那么,在其变革发生之前,绝大多数人或许都是处于这种心态,就像一堵墙挡住了一座村庄的出口,全村人都感到不便,都在抱怨,都很痛恨,但是都希望别人站出来将其推倒或劈开一个口子。

革命之前,黎元洪已经拥有高官厚禄,显然属于清朝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是否需要付出重大代价去投身革命的问题,我相信他从来不曾思考过。然而,这种事变却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了。或者说,本来他是很想回避时代浪潮的,但革命大潮的浪头却劈头盖脸地将他砸个正着,他无处可藏,无处可逃。

事实上,革命火种所以在他的部队燃爆,正是因为有他这个难脱干系的“肇事者”。

黎元洪治军很严,军纪整肃,在军中口碑比较好。但是,首义官兵看中他,是因为他平日知兵爱兵,宽厚对待部下,从不克扣兵饷,这在封建体制下的部队里,尤显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开明,平时表露的政治倾向赢得了官兵的敬重。有个士兵因为加入秘密团体而接到密信,黎协统看信中充满隐语,知其性质严重,但他只是指令这个士兵回籍“养病”,并不追究。因此,武汉新军中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大部分成员分布在他的21混成协,每次出现“麻烦”,他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这些进步青年在他的部队能够半公开地展开革命活动。即使是部属中出现剪去发辫的公然叛逆行为,黎元洪也是若无其事,甚至一笑了之。比如41标思想比较激进的学兵李佐清,竟然与自己头上的辫子一刀两断,事情报告到黎统领那里,没想到他不但没有下令处置,反而送给这个学兵一副联语:“免豕尾之讪笑,异文化之先机。”作为军中高层带兵人,他竟然还放出“剪发自便”这样的话来。因为“丧失原则”,黎元洪有意无意为军营里的革命志士充当了保护伞,也使他在官兵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这群年轻志士一定要请黎元洪出山,并非是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而是他多少次的所作所为,留给官兵的印象是能够信赖,可以托付大任于斯人。

……

任蒙,1955年5月出生于湖北广水市,现居武汉。40余年来在各地报刊发表过数以千计的作品,出版有诗歌、散文、杂文、文艺理论等专集25部,其中以诗论诗的《诗廊漫步》曾多次再版和重印;《任蒙散文选》再版3次。曾获首届“全国孙犁散文奖”唯一大奖、第四届冰心散文奖、首届“全国鲁迅杂文奖”金奖。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湖北大学特聘教授,湖北警官学院、武汉商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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