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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文学》2019年第10期|朱以撒:无端

来源:《福建文学》2019年第10期 | 朱以撒  2019年10月28日09:15

父母亲去世后,我再回泉州城,好像感觉也不一样了,有一些茫然。

有人送过来一本书,说是刚买到的我的一本书论,让我在上面题几个字,作个留念。我问清楚他的名姓,就在第二页的空白处下笔。落款了结时,我把书递给他,看他一副不胜惊愕的神情。我说:“就这样了。走了。”我想,今后再到这个小城,大凡落款,大抵如此。此时我就像一位外来的行者,走动走动。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六年才不得已离开,此后对它的思念日减——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乡愁的人。见到他人动不动就讲乡愁,好像时兴得很。在这个城市里走,不怎么会遇上熟人——如我这般年纪的人当时大都背井离乡,到远方去。现在我见到的都是新面孔, 这也使我觉得这个城市和别的城市一样,没有什么情节可以怀旧。

我十六岁离开家乡不是去过好日子,而是去当一个农民,终日忙碌在水田里。当时我非常非常依恋这个城市,觉得我的全部都在这里,生养我的父母,我喜爱的学业,还有房前屋后青翠的草木,连同我养下的一群小动物。可是没有办法。

那时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对城市有强烈的向往。城市肯定是比山区好得太多的地方,适合人的生活,有益人的生长——如果一个人没有空间比较的感觉,那这个人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对城市空间的向往是人的一个方向,这个诱人的理想,无形地牵引着,即使做梦,也倾向于那里。乡村里不少人连县城都没去过,说起城市根本难以想象,只有那些偶然去过的人,内心荡漾不已。我到地区所在地去了一趟,看到这里最大的钢铁厂、化工厂、农药厂,夜里就梦见置身于农药之中,穿上工作服正在乐呵呵地操作着。也许是心中总有一种叫期待的情绪,每一日都变得警觉和敏感,可惜各种机会,来来往往,就是无缘于我。母亲忍不住了,提前退休,希望我回去补她的缺,也当一名小学教师。我表示了不愿意的想法——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不喜欢我曾经生长的城市了。如果可以,让我到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哪怕小一点,差一点,重新开始。父亲来信说,母亲会在深夜坐起,想到我的处境而哭泣不已,不知道是否也含有对我不想回头的伤心。

时势在我二十三岁时发生了令人惊愕的转机。风乍起,吹皱深潭之水。我在山区待了快十年,也应该换一个地方了。紧张地报名、疯狂地复习,有此愿望的人都有一个明确无比的目标, 以自身的力量,换一个空间,换一种生活。以我小学的经历揣度高考,犹如井蛙说天,即便是一名大学教师,也无从言语久违的高考。一个人在十年间没有经历考试是很离奇的事,而即将来临的考试如此急切,让每一个人都茫然无措。我对形式是不讲究的,而看重那些如山一般沉甸甸的内容。在落实内容的时候,我一直处在想象中, 不像别人叫嚷时间太紧张了准备来不及了,想象着明日就考,像临阵的拳师,任你什么形式,一掌破了它。

后来——当然是我考上大学之后,山区的同行才谈起我的一些旧事,可笑的,可哭的,我都任由他们说去,添油加醋。大概是以小学学历高考的成功,十年的时间换得了新的空间,很自足、自适,也就宽宏大量地随人卷舒,话题里就多了不少搞笑的成分。我很清楚,是后来的生存方式改变了,什么话题的重拾才有意思,哪怕芝麻大的一点旧事、很远的人际关系,也会被放大、拉近。换言之,如果高考失败,依旧蛰居于山区,生计窘穷局促,向人倾诉你如何穷昏昼忌饥渴兀兀不息,没人理你的。就像《水浒传》里的武都头,不打一只大虫,谁也不知他拳头有多硬,不杀一个西门庆,谁也不知道他刀有多快。

最高兴的当然是我母亲了,她深知山区和城市的差异。当我寒假回家,她几次摸着我的脸说:“我太欢喜了,我太欢喜了。”

那天有个当年同在山区的人,给我打电话。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还是把当时一起插队的人的名字念了一遍,还有生产队的一些贫下中农骨干,他们都姓黄,名字更是牢记。连同后来我到县化肥厂当学徒,那些工友的身影也带了出来,我居然如此清晰。有几个人的名字我有点忘却了,但稍加沉吟,还是无误地读了出来—— 很多大的事件早已淡忘,而正是这些碎屑的,几十年沉入记忆之底的人、事,居然一下子浮现起来。让我不解的是,有人如今还在忙碌着,在小学周边办托管,招揽几名小学生来管理,挣点小钱补贴生计和资助子女。从当年的绰约到今日的老态,可见出生存的辛苦。但他们每隔一两年就会到山村去,在那里住上几天。而我自从考上大学出了村子,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们认为我是没有情感的人,才会如此淡漠。其实,每个人对于空间的感受是不同的。记得当年村里的一个青年下了一个铁夹子,有一头皮毛油亮的麂子被夹断了腿,挣扎之后侥幸逃脱,此后,再也见不到它的影子。

如果不是外出,我还是每周到美院画室给研究生上课,剩下最后一届的研究生,成了关门弟子。开门弟子和关门弟子都是比较有意思的, 开门在文学院,而关门则跑到美术学院了,时间的推移使空间得以转变,差异其实是很大的。以前毕业的研究生天各一方,有的继续规延风雅, 铁画银钩不辍,以至有了名声;有的奔走于稻粱衣食,已不多言说艺文,但追求过好日子,也是为人的一个本能。有的来到这个城市,顺道来母校走走,也理所当然推开这间曾经熟悉的画室大门,看看。迎着他的都是陌生面孔,他们抬头看他,也是一脸诧异,不知道此人是他们的师兄或者师姐。画室陈设依旧,黑板前照旧是一方桌子一方椅子,老师在这里开讲。不同的可能是四壁, 有几届的学生积极一些,凡有创作,必挂满壁间,使人进入时以为举办书法展览。有几届则无此举动,以至于四壁简净。每一届的学生都是不同的,相同的只是老师,还有坚硬的画室,三年时光,一起共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位,堆满宣纸、字帖,终日临写。想蹭课的其他学生,只要没人反对,也讨个位置,临写无碍。我总是想,三年时光还是要身心快乐,方能生出从容雅致。一个人在今后,如果会对这间画室有所留恋,应该都是一些快乐的往事。师生关系的产生由某一些机缘来确定,很偶然,而后成为必然。有时很想收下这个学生,源于他的灵气和踏实,没想到却意外地考砸了,是外语这一科分数差得太多。而另一位不太让人注意的,却每门都平平,踩到线了,不能不收。三年时间除了逐渐进入古人的世界,师生也在相互观察和考量,往往不是大事着眼——师生间本无什么大事,而是从琐碎上观瞻,三年相处已是足够。事实是,有的学生毕业之后再无联系——当初是以学业来联系的,学业结束,相互间的关系当然也戛然而止,说起来很自然的,不足为怪。以前的人把师徒关系看得很重,尤其是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真会使人心理上徒增负担,就是我也觉得别扭之至。一个学生毕业了,自己有了发展天地,感觉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向来对于人际关系的认识就是顺其自然,交往者交往,不交往者不交往,好像也是注定的前缘。当然,如果一个多年没有交往的学生打电话来,说要来家里坐坐,让我看看他的书法作品,只要有空,我还是会欢迎,而绝口不问这些年过得如何。

报纸上偶尔还发表明先生的一些小书论,但明先生已随马航MH370的失联不知所踪。据我对他的认识,他对于陌生的空间兴趣还是比较大的。有一次,一个边远小县举办一个笔会,我因为正好在,也就顺便参加了。他从外省乘飞机而来再辗转汽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活动。后来又看到他去了几个小地方的报道,参加同样很小的活动。那次他去马来西亚,想必也思量不断开拓新的书法空间,兴致颇高,而前四天的活动也着实顺畅。最后,有六位画家更改行程,不飞北京了,直飞上海。这六位幸运者,可以想见他们如今仍在自己的画室里泼墨挥毫,或者与来买画的人讨价还价。但明先生则在不明之处。报纸上发表的小书论,应该是他之前发给编辑的, 文是人非,别人看得到,他自己反而看不到了。我想引申的是,文字是可以穿越空间的,成为有始有终之物。文学院的学生手上的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先秦文字,到此间已经变得晦涩难辨了,如果古人看到今人的解读,可能要说谬矣谬矣。国学盛时,自诩国学家的就多起来,讲孔子老子,在电视里讲,像多集电视剧。有的专家就说错了错了这不是孔子的意思。后来又有人说专家说的也不是孔子的意思——一个人不在孔子那个时期,尤其没有跟着孔子东奔西跑,现在说的孔子云孔子云,都是当代人的意见。我现在能理解的是,每个人在他生长的那个时段里,都会有自己的期待,有所期胜于无所期。

老书法家白先生过世后,追悼会按教会的仪式举办。我在和他的交往中,觉得他并无此倾向。他年纪大了,可有时论起问题还会过激,浑如可爱的愤青。他自己不立规矩,书法作品就总是处在随意价上。我说你都快八十岁了,又是名家, 定个规矩好执行,也少和讨价之人费口水。他说不好意思。有次他很不开心地告诉我,老家来人取走三副对联,只付了不到三百元。我一听就乐了,我说你不能怪别人,无规矩可循,他们还以为多付给你了。一直到他八十岁生日,学生才给他定了一个润格,可惜没过几年白先生就走了。白先生原先住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里,没有电梯, 上下全靠脚力,是应该换房了。可是这里住久了, 就生出眷念,不愿挪动。邻里熟识,可以寒暄聊天,可以有对手弈棋,而到那家老字号小酒馆品尝美食更是一件开心的事。许多时候,外人只看一个住宅区的外表,电线无序胡乱牵扯,墙皮都脱了,扶手上都是铁锈,过道采光昏暗。既然小区如此破损,住在这里的人也一样,不会有什么好心情——把物理空间和人的感觉空间放在一起推论,往往低估了人在感觉上的丰富性,使比照出现了舛误。我相信经常会有这样的类推出现,以为理当如此。其实白先生有许多记忆是离不开的,就像小区里渐长渐高的树木,它们的气味也有别于其他。这种关联由于过于虚幻,往往不在留意之列。后来白先生的学生们给他找了一个好住处,让他住在那里——这些学生在我看来是天下最好的学生。但白先生似乎不太适应,就像一株老树挪窝了,即便根须无损,也会茫然一阵。白先生是个敏感的人,最后接受了牧师的引导,我认为也是为了心安——空间如此之大,有地方安放一颗心,就好。

卜先生在退休后不甘于这个海滨小城里安度,到了北方大城市发展,试图获得一席之地。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安顿下来后就像一只勤快的蜘蛛四处结网。和他无干的书法雅集、笔会、展览场面都会看到他的面孔,当地同道也知道南方来了这么一个人,恭敬、谦卑,满脸诚恳、笑意。大城市的人还是很有礼貌客气以待,恰到好处。只是真有活动,尤其是品位高的活动,都不会想起他——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则,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像风,摸不着看不到,这使他徒唤奈何。几年过去仍在边缘上,无法向中心靠近一步。他说最好的成果是哪个地铁口有他的一幅书法作品,如此而已。最后他还是打道回府。从他居住的高层单元房里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和涌动的波澜——这个椰风浪影的小城,品类繁多的水果散发出香气,海产品在一长溜摆开的塑料箱里游弋蹦跳,而各色小吃煎炸蒸煮后的诱惑,往往使人坐了下来,把晚餐设在这里。想想自己转了一圈无功而返,声名还是原来的声名,身心却受累不少,尤其不为名流所重视,惘惘不甘。我对卜先生说,艺文之事,如果你做得很专精,又有个人特色,就算你在角落里,也会被人发现, 让你坐到台上去。如果不是这样,你跑到美国发展也没用。我的这种认识当然比较老旧,一个人持守一个空间不移——酿酒的人藏于深巷,不角逐利场奔走衣食,也不四处吆喝,只是着力把酒酿好,结果嗜酒的人识货,深巷也不乏摩肩接踵的沽酒者。不知他是否接受我的说法,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外出闯天下的念头了,每日于工作室笔墨驰骋,和朋友细细品茶,想想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真的进入,却未必如此。

老年医院是这些年我有意无意观察的一个对象,在这几座建筑里,聚集了一批老年病人, 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有的多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的挂床,待身体不适随时可以住进来。天气清明时阳光温柔,护工们纷纷把各自的主人推出来,让阳光驱散身上的暮气和药水味,同时呼吸室外的新鲜气息。老人们眯起双眼,嘴却张得大大的,不出声响,护工则凑在一起说笑。不少人在年轻时是好汉英雄,轩轩于鸡群,却不料晚年病魔侵犯,已难自理。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双巨手,使一个人的豪气日渐销蚀,最后成了这样子。我知道的这些病人中,有的是有资历的,有的是家境优越的,才有如此待遇,医药无虞,专人看护,使生命一直得到自然的延续。从生活经验出发,肉体的存在是第一位的,至于尊严似乎可以忽略。一位没有知觉的女病人要排泄了,她的亲人此时都不在,护工直接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像婴儿那般把她的大腿抬起。此时病房臭气冲天,旁边病床的亲友、护工都跑出去了。我毫无知觉地坐着,如果我再跑走,同在病床上的岳父心里会多么难受,他此时连下地都没有可能了——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当一个人不能动弹,就连提出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可能——护工,把布帘拉过来遮掩一下吧。过后,有人过来和她说话,安慰她,不知她是否听得到,只是慢慢有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滴落。有人告诉我她原来是从事科研的,精于用脑。而今她的大脑对眼前一切浑然无觉。病床是公共性质的,如果有知,可以记录每一个病人的不同经历。有人去世, 人抬走了,后勤马上过来更换被褥清洗消毒。过一会儿,又有一个病人获得这张病床的权利,带着大大小小的用具进入,躺了下来,开始他在这张病床上的治疗时光。一个人既然进了医院,就要放弃一些或这或那的喜好,心无旁骛地挂瓶吃药。譬如一位文人,他的病痛如影随形,成日情绪阴晦,还写什么锦绣文章,读什么圣贤经典? 各种要求下降到最低,甚至克制忍耐,只等走出这个空间再说。我到过一个小县城的旧时监狱, 现在它成为教育基地和养老院。走了进去,建筑结构沉重冰冷,光线昏黄,有一股潮气。作为曾经的监狱,虽人事变迁,仍然有阴森感,自然就想到刑具、惨叫、鲜血、死亡。还不到五点,老人已吃完晚饭了,在我们走动的过程,他们没有一点声响。看看他们的房间,所有物件都蒙上一层旧色。老人们都习惯了——日子走到此时,一切都以简单来行事,简单地吃简单地睡,简单到无话可说。再复杂的人到了后来,也要罢去三千烦恼丝,让自己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听从他人安排的人。我相信在这里,温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不会有什么快乐可以言说。

时时回想晚年的父亲和母亲,还是对父亲的印象更为深刻一些。母亲大约在八十岁以后感觉逐渐衰退,最后归于零,以至于多年间我和她在一起只能相互静坐,无法交流。有时看着母亲昏昏地睡着,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 无从让她返回。父亲虽然有病在身,却有思想能言行,有时会为一些问题与我争论,便给了我观察他的机会。一般人认为,老年人的空间意识是渐渐萎缩的,其实未必,有时我觉得父亲一天的电话比我更多,说的也更长一些,对象是亲友、同事、学生和他资助过的人。当手机出现故障时, 他是如此惶惶不安心神不宁,愣是把保姆的手机抢过来用——在一个人不太方便行走时,手机就成了连接外在最适合的工具,手机使他心安。二楼的父亲,即便足不出户,也可知道天下大小事。他把手机放在案桌边上,很安然地濡墨挥毫, 写上几个小时,或把手机放在手可触及的地方, 才松弛地躺下休息。父亲对于电视的兴致,主要是中文国际频道,偶尔边看边谈见解,可惜这个频道呈现的空间恰恰是我陌生的。

对于空间,我的感觉是北方人空间感明确,而南方人多半含糊。在北方问路,总是示之以东西南北,让人从一个方向转到另一个方向。在异地本就茫然,以方向示之更达不到指路的效果。迷路是过去的人都经历过的,路径如人生,曲里拐弯,倘设计成环形,则往往转不出去。最典型的是祝家庄,几个好汉皆因迷路而被生擒,还好石秀遇上一位老人,才解开了玄机:“你便从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不问路道阔狭,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人的智慧在应对空间上尤见专长,以至于一个大城市,一个小乡村,有时也不愿让人一眼洞见。小时候我对老家的北面相对熟悉,而于热闹的南面则陌生之至。往往放学随同学去他家借书,自个儿返回时一点底都没有,生出一身惊慌。一个人想自个儿探寻路径,不愿张嘴问道,心理负担就得承受更多一些。尤其华灯初上,大街小巷似乎都变了样子,人孤独无助,看着行人轻车熟路地行走,真有一些绝望了。往往是此时没有把握地转一个弯,发现了一座熟悉的建筑,心中狂喜,终于走上正途了。迷路比不迷路在感觉上来得跌宕,因为没有把握,对空间都是探索性进入,像做实验那般。现在的人没有迷路的感受了,即便全然陌生之地,也可以得到准确的引导。让人不迷路是一种责任,所谓导航,就是彻底告别迷路,消灭迷路的感觉。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趣味,人人依赖导航。就像问学之人,在图书馆里翻动那些发黄的线装书。也许翻了一大堆,还是找不到自己所需的材料。这个过程与迷路无异,要耗去不少精力和时日。后来,电脑来了,安坐于家中就可以查到自己所需的材料,好像早有人给自己准备好的。这样,也使先前寻寻觅觅的急切、期待心情不再出现。空间在这个时候,把大门敞开着,鼠标一点,即可进入。与之相契合的是人的内心空间观,一反古人的“藏器”之说,门洞大开,乐意毫无遮掩。“分享”这个词用得越来越频繁了,什么都拿出来分享,没有一个自己的秘境,也不持守自己的秘密。这些秘密对自己来说是很宝贵的,值得珍视,是不能交流的,它藏于自己内心的深处,有秘不示人的义务。

几十年过去,我离农村越来越远,在外生活的日子也远远长于在老家。十六岁前我是无比地依赖它的,觉得不能须臾离开——在它典雅朴素的品质里,渗透着多个宗教的气味,礼数繁多的俗世情调与之交融,使人善于打拼又倚仗神明庇佑,认定这是一个安生和乐业的绝好场所。尤其是这个小城的特有南音,总有一种勾人魂魄的力量,使人不忍离它远去。记得当年离开时,我是大哭一场的,心中无限悲伤。原以为这种离乡的伤痛要维持很久。现在算来,三年后就渐渐淡去,还觉得当时年少,自作多情,空流那么些泪水。是时间的流逝转换了空间,也随之转换了人对空间的感觉。原先的密切而今疏离,原先的依恋已经消失,再也回不到从前。

我在开头说的落款,是这样的:“戊戌九月秋风劲时,以撒客于泉州。”

朱以撒,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书法专业之余以散文写作遣兴,出版散文集《古典幽梦》《俯仰之间》《纸上思量》《腕下消息》《如风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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