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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 

来源:北京晚报 | 解玺璋  2019年10月27日09:30

史铁生都读过哪些书?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几乎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首先,史铁生的藏书目前还没有像鲁迅藏书、巴金藏书那样捐献给公共图书馆或博物馆,我们还无从了解他曾经拥有哪些书,读了哪些书。其次,他很低调,极少对外宣称自己读过什么书,受到哪些名家的影响。有些作家喜欢谈论哪些作家影响过自己,特别是西方作家,如卡夫卡、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卡尔维诺等等,有如一个招牌;但史铁生似乎从未谈起过,他倒是常在各种场合与读者分享读某书的体会。最初,只有从他的一些散文、随笔所透露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才可能了解他曾经读过哪些书,以及哪些书曾对他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爬梳:早期读书的蛛丝马迹

不能不提到他的《我与地坛》。这篇作品最初写于1989年5月5日,两年后在《上海文学》发表。它的名气很大,大家都很熟悉,其中谈思、谈想、谈观察、谈感悟比较多,具体谈到读书的地方似乎很少,其中第二节淡淡写到了“我在园中读书”,再有就是第七节曾经提道:“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至于读的、看的是什么书,他没有说。

十多年以后,他在《想念地坛》一文中也曾提道:“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其中还提到,那时他已读了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于是,史铁生写道:“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他还认为,所谓回归“零度”,就是“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生命本无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

这当然都是后话,是史铁生的阅读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悄然发生变化后的恍然大悟。不过,他早期的阅读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在《随笔十三》这篇作品中他承认:“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某一天午睡醒来颇有些空虚无聊的感受,在家中藏书寥寥的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来读,不想就从午后读到天黑,再读到半夜。那就是《牛虻》。这书我读了总有十几遍,仿佛与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对他们的形象有了窃自的描绘。”

再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他写道:“从小我就熟读了贺敬之的一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这首诗就是贺敬之的《回延安》,收在他的诗集《放歌集》中。

他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也提道:“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那是他第一次住进医院,还祈盼着早日出院哪。但实际情况却越来越糟,前景极为不妙,为此,护士长特意安排他住进了高干病房的“单间”,和一个局长住在一起。不久,为了他又将楼梯间开辟成真正的单间,理由便是“这孩子爱读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深情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

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徐志摩的诗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说明他也读过徐志摩的诗。在《文革记愧》中,他提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并引起他的一些联想,他还说:“马列的书读得本来不算少。”《毛选》当然也读过。从孙立哲等人的回忆录中,我们也能发现史铁生早期读书的蛛丝马迹。

变化:深入的哲思

变化大约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1989年,史铁生娶陈希米为妻,这件事对于史铁生后期阅读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私人大事排行榜》作于1996年,他在文中提到了加斯东·巴什拉的《梦想的诗学》,他说,关于梦想的意义,没有谁比他说得更好。加斯东·巴什拉是法国哲学家,他的这本书恰在当年由三联书店作为“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的一种出版。史铁生则在当年的作品中就提到了这本书和作者的观点。其中,史铁生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陀氏这部小说的中文译本是1994年出版的,小说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地下室人的长篇独白,探讨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历史的非理性,第二部分写主人公与妓女丽莎相识的经过。如果考虑到《务虚笔记》曾于1996年出版,我们能否说,陀氏的小说对于史铁生有一种“文本的启示性”?

再来看作于1989年的《安乐死断想》,这是史铁生作品中难得一见的读书笔记。书并不大,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198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五角丛书的一种,作者楚东平,对当时世界上有关安乐死的情况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不仅引起了史铁生的注意,而且促使他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恰恰说明了生死问题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在另一篇作品《神位 官位 心位》中,他提到了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他说,这本书“令我茅塞顿开”。所谓顿开,即由此得到启发,对人与上帝、与神、与佛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对灵魂、信仰、天堂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谈到自己所理解的那书中的意思:“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他也说到了佛:“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义,佛并不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义是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接下来他在《无答之问与无果之行》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了探讨,并对六祖慧能那首偈语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本来无一物’的前提可谓彻底,因而‘何处染尘埃’的逻辑无懈可击,但那彻底的前提却难成立,因为此处之‘物’显然不是指身外之物以及对它的轻视,而是就神秀的‘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言,是对人之存在的视而不见,甚至是对人之心灵的价值取消。”这是史铁生一贯的看法,虽然他一直没放弃对上帝、神佛、灵魂、信仰、天堂等等看上去虚无缥缈的东西的思考,但他并不主张以虚无的态度对待人生,所谓“解脱”和“得大自在”,在他看来则意味着逃跑。

所以,他在《给杨晓敏的信》中写道:“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西西弗)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入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他这里提到的“西绪福斯”,是《圣经》中的人物,而这种见解却来自法国哲学家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他在《给李健鸣的信》中再次提到西绪福斯,他表示:“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

阅读:了解作家的“隐秘小路”

这种对于生命的思考,就一个作家而言,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写作上。在《无病之病》一文中,他从一位名叫图姆斯的哲学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经验,所著《病患的意义》一书中,找到了自己“想说而无能说出的话”,诗人帕斯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诗是对生活的纠正。”他对此加以发挥道:“我相信这是对诗性最恰切的总结。我们活着,本不需要诗。我们活着,忽然觉悟到活出了问题,所以才有了‘诗性地栖居’那样一句名言。”如此说来,写作既是对人生苦难的发问与关怀,也是对生命意义的阐发和建构。他在苏州大学以《宿命的写作》为题所做的讲演,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在这里,他提到了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生命的意义》一书,他说他无法全面转述弗氏伟大精妙的思想,而只能表达他的理解:生命的意义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提出的,这是其一;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内在的建立,这是其二。所以他说,他的写作与文学并不相干,只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

以上只是从史铁生生前发表的一些作品中得到的零零散散的印象和思绪。近读新出版的《史铁生全集》,其中所收与读书有关的部分,如“碎片集”、“读书卡片”、“页边笔记”等,透露了更多的史铁生生前阅读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如一条隐秘的小路,直通他的心灵深处,是探索史铁生内心秘密和精神成长史的珍贵材料。有人说,一个人读什么书是最私密的事。诚如是,编者将其最隐秘的世界公之于众,不仅需要非凡的勇气,更需有超凡的见识,对于深化史铁生的研究则功莫大焉。就作家全集的编纂来说,也是开创性的,以我的孤陋寡闻,还从未见过将随手写在所读之书空白处的“笔记”编入全集的,但其价值则不言而喻,正是这种瞬间的思绪,流动着的意识,透露了史铁生精神成长的秘密。史铁生所以为史铁生,将由他的阅读来证明。

史铁生的阅读,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发生明显改变,如果说早期阅读更偏重于文学、艺术的话,那么,后期阅读则多与思想、精神、宗教有关。这种变化自然体现在他的写作中。如果我们以1996年出版的《务虚笔记》划线,早期写作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命若琴弦》为代表,偏重于感性和经验,而后期写作以《务虚笔记》(1996年)、《病隙碎笔》(2002年),以及《我的丁一之旅》(2005年)为代表,更突出了精神的、思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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