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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评麦家:耻之重与归家的解脱

来源:《南方文坛》 | 陈晓明  2019年10月27日12:08

麦家养气静心数年,读书、思考、写作,近期出版《人生海海》,风格与品性与他过往的作品有所不同。但是,麦家是一位风格标识非常鲜明的作家,当然还是有他一以贯之的个性气质。多年前的《解密》《暗算》《风声》就以他自己独有的从军经历所体验到的某种人生经验,他能进入幽暗的通道写作。他擅长在特殊的境遇中,甚至在军事的氛围中,准确把握一种生存事相,在黑暗中写作使他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意识,或许还带有一种忧患意识,那是常人所不能轻易洞察、洞悉、领悟的那种复杂性和神秘性。所以他的作品总是触及生存世界和命运的幽暗之处。这是麦家小说最为独特和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作家能够写敞亮的方面,始终追求敞亮,即使写再阴郁失败的人生,也能写敞亮,写得特别地透彻,总有明亮的气质不断跃动出来,这是一种作家。例如,苏童和阿来,无疑他们的作品和风格是极有魅力的。另有一种作家能够写出幽暗,能够把那种人生推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去,让他们在命运的绳索上行走,甚至在刀锋上行走,那种阴郁、幽暗惊心动魄。余华曾盛赞麦克尤恩说,他是在刀锋上行走的人。实际上余华何尝不是刀锋上行走的人呢?那是惺惺相惜。麦家又何尝不是在刀锋上行走?麦家有一部小说名字干脆就叫《刀尖》,此外还有《风声》《风语》,在刀锋上行走,耳边只有风声风语。麦家的小说沉入幽暗,他的小说是用来听的,他总是引导你去听,在黑暗中听到这个世界发出的低语。麦家在他的小说道路上孤军深入,走得很远,仿佛他的每次写作都要绷紧自己的神经。他把自己逼到悬崖上,抵达黑暗处,写作才落下来,小说才会呈现出那种内在往里走的幽暗和那种细腻的东西,而且能够拧成一根线。

这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用那根线把雅典王子忒修斯从迷宫里面引出来。读麦家的作品,你会感到有一根线,把你引向迷宫的深处,但是他不负责把你引出来。这次我读到他的新作《人生海海》,我感到麦家要用一根线把大家从幽暗里带出来。这是让我惊异的地方,这就是他的《人生海海》和过去的作品不一样之处。从过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麦家会利用一种氛围、一个事件或一个圈套来建立起谜一样的故事的整体性,人物被放在结构里面才起作用的。《人生海海》角度调整了,是以人物来带结构,而且带得这么自由,甚至带得有点轻松和放任。例如,小说的后半部写得特别放松,有一种回归,是一种归家的感觉。这个让我非常惊异,他过去的小说不是这样的,他是一直把你逼到绝路上。但是这次,麦家突然间要出来,他要归家。

《人生海海》是一部很丰富的作品,这篇短文可能不一定能把握得那么准确,但是这部小说很明显要回到人本身,紧紧抓住人,抓住生命,抓住生命本身。麦家这次通过一个人一生的遭遇来展开故事。所以我觉得这点特别让我惊异。他要去探究生命、人和家的归宿的这么一种关系,这是让我感到《人生海海》值得重视之处。

麦家这次落笔处在他的家乡(当然只是类似的家乡),那是一个蒋姓的双家村,小说开篇笔头就对准了全村最出奇古怪的人。这个人当过国民党,理所当然是反革命分子,他被解放军镇压送回村里,理所当然遭受到群众斗争,但是,群众一边斗争他,一边巴结讨好他,甚至尊重他。谁家生什么事,村里出了什么乱子,都会去找他商量,请他拿主意。当然,最奇怪的是他是太监,据说那地方少了东西,但是,小孩子们经常偷看那个地方,好像还是满满当当的,有模有样的。大家叫他“太监”,但“太监”另一个绰号是“上校”,这又是他的经历留下的人生印记。小说的叙述人“我”是一个孩子,从孩子到长大成人,我不断地回忆、观看、讲述这个“太监”或“上校”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并不是那么容易讲明白,“我”的视点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很多靠臆想推测,但也有不少的蛛丝马迹,这就回到了麦家讲故事的方法中。但是,这回却是放在明面上,“我”是根据那些在明面上的事情来讲“太监”“上校”的故事。

这部小说探究了一个乡村青年如何卷入了20世纪动荡不宁的拼杀的历史,既成就了他的传奇生涯,又在身上刻写了耻辱的印记,最终唯有归乡的爱才有生之安放的处所。小说题名“人生海海”来自闽南方言,形容人生复杂多变,像大海一样宽广,什么事都要容得下,人生是要去活,而不是去死。

麦家说,他这本书是献给父亲,更准确地说是献给父辈。他看父辈那代人,身上也是刻满了耻辱,他们不只是有爱,还有恨,但他们都挺过来了,活下去的信念是他们能够穿过时代的精神源泉。

麦家是一个内省意识很强的作家,对于他来说,这一切都源自他的内心经验。在他表示要献给父亲时,他的写作一定是有他作为儿子的心理经验,作为儿子同样的“负罪感”。在一个对话场合,我首次听到麦家说起他的儿童时期的心理经验。十岁以前连续四五年他反复做一个梦,梦中总是飞来一只大黑鸟把他叼走,把他从村庄里带走。显然,他想逃离这个村庄。但这样的逃离之路并不容易,更不美好,它一定是相伴随着惊险和恐惧。小时候因为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他觉得自己“天生有罪”,但是要逃离这个村庄,就要有英雄的力量。法国的作家莫迪亚诺说,他是一个躲在影子里的人,麦家则像是要逃出那只大鸟的阴影。作家能把童年的经历和内化的经验转变成他的文学,并且烙上印记,这也是麦家的独特之处。他是一个有内心生活、有内心深度的作家。所以他的英雄都是要在黑暗里开辟出自己的道路的人,原来那是摆脱命运的逃亡之路。他早先作品里的人物容金珍、黄依依、瞎子阿炳等,都是这样的人物。现在轮到这个“太监”“上校”。

这部小说用两个支点来推动叙事进行,“上校”“太监”,“上校”“太监”。小说很少提到“上校”的原名,全书只出现两次,一次是出现在小说第九十页写到的批斗会的黑板上,用红白双色粉笔写着一排大字:“蒋正南批斗会”。另一次是小说第一百九十七页写到公安局来村里张贴的公告上。二次都是出现在政治斗争的语境中,作为一个被打倒和斗争的对象,他才获得一个真名。而对于村里的村民来说,他并没有真名,他是“上校”或“太监”。这两个绰号带有玩笑性质,如果说一开始是用开玩笑的方式,到后来就变得越来越严肃,越来越认真。开始像刀一样在空中翻来翻去,但是到最后,你发现刀子落在了一个幽暗的地方。“上校”代表一种历史,代表一种英雄的身份;“太监”代表个人,这是历史刻写在英雄身上的耻辱。这副牌一直在翻来翻去,小说开篇“上校”就已经是“反革命”,这张牌翻下去才是“上校”,有点像玩魔术翻牌一样,“太监”其实藏在“上校”里面,“上校”是英雄也是耻辱,但内里还藏着更深的耻辱,“太监”是“上校”最不堪的耻辱。连“上校”自己都不敢面对的耻辱,他一直在隐瞒,害怕被别人看到。仅仅是怀疑小瞎子看到,“上校”就要弄死小瞎子。麦家在写一个人深重的耻辱时,他有意用玩笑的笔法,甚至不惜用粗俗的玩笑的笔法来写:怎么就没有了家伙,或者据说刻了字在肚脐下。看上去一向严肃的麦家,这回要对人的痛点开玩笑,小说里面的玩笑开得有点让你觉得受不了,但是你可以看到麦家就是这么来一手把小说逼到绝路上。他要把20世纪的大历史中一个人的耻辱装在粗俗的玩笑里,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那就尝试一下生命是否可承受之轻。

小说越是往前推进,“太监”的悬念疑问占据了推动的地位,准确地说是破解刻写在耻骨上的几个字成为小说叙述的推动力。麦家的小说叙述可以归结为牵引出一根线索,就在于他能在小说步步深入中聚焦于某个看似简单的事相,把它抓住,反复掂量。麦家写小说的特点在于此,直至抓住很简单、很质朴的东西,他也就自由了,他可以让它来引路,它把故事带到哪里都可以。对他来说就是那种烙印的东西,它们是路标,可以引入迷宫。《解密》《暗算》《风声》《刀尖》等,他都在一大堆障眼法之后抓住一种基本的东西,而后去行走,在黑暗中行走。因为他看不清道路,他的小说不给你看清道路,道路就在脚下,行走便形成了道路。当然,很大气的小说是另外一种做法,我这里绝不是孰高孰低,只是风格上或者形式方法上的差异。像《白鹿原》《丰乳肥臀》那种小说是大路通天,画卷般展开背后的历史。但是麦家的小说是要抓住很小的东西,他在很小的路上行走。而且,他要摸黑行走。可以说《人生海海》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秉承了他早期受博尔赫斯影响的讲故事方式,但是史蒂芬·金的阴郁和诡异已经完全退去了。同时也可以看到麦家把小说的叙述语言和视角放得更平、更近、更平易,也可以说放下了,放得更轻松了,不像原来拎得很高。就像提琴一样,他原来在小提琴的中高音部演奏,现在有了大提琴的中低音区演奏。

《人生海海》里的故事曲里拐弯,明暗交替,若隐若现。小说一边讲述“上校”打日本鬼子的英雄传奇,另一边又写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左右逢源又在女人堆里眠花宿柳,正是后者,让他身上留下耻辱印记。小说通过林阿姨的讲述,写到“上校”被解放军俘虏,他作为外科医生被解放军继续留用,他出生入死抢救伤员,在朝鲜战场上,“上校”同样英勇,奋不顾身,还救了林阿姨一命。按说“上校”是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但他后来的命运却是被打成反革命。国民党也好,抗日也好,那些耻辱刻写在他身体的隐秘部位,现在则是写在明面上,甚至几次以公告的形式写上他的名字,把他推到斗争现场会上,公开羞辱他。或者把他五花大绑关到黑房子里。这位叫作蒋正南的人,名字早已被人遗忘,开始还有人称他为“上校”,后来只剩下“太监”。所有的人只对他隐秘的、耻辱的历史感兴趣,都想揭开耻辱的真相。结果他打断看守他的小瞎子的筋骨,只好带着老母亲东躲西藏,公安部门四处通缉他,没有安身之处。最后当然难逃人民法网,母亲被判三年徒刑,“上校”则被公判大会宣判,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候,老瞎子领着小瞎子一伙人要扒开“上校”的裤子看刻在上面的字,“上校”疯了一样跑下台。从此“上校”疯了。

在那样的年代,人们总是能把最大的恶意表现出来,“上校”身上竟然藏着罪与耻的印记,这使很多人都想目睹真相。可怜的“上校”还想掩盖罪与耻。麦家在写“上校”的罪与耻时,会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库切的《耻》。库切的《耻》是个人的耻,是个人在生命经验中遭遇到的一种破碎。在麦家的《人生海海》里,我们看到是20世纪的历史怎么镌刻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所以把它打开来是那么困难,因为那里面太幽暗了。这样的历史已经难以书写下去,麦家也不愿意再去书写惨烈的故事。麦家笔锋一转,一年后,一个女人来认疯掉的“上校”,她就是和“上校”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一起战斗的女军医,“上校”管她叫“小上海”。二个人出生入死,上校救过“小上海”的命,“小上海”也是历经磨难,竟然在这个时候找到“上校”,要与“上校”成婚。“上校”与“小上海”的故事,却又散发着短暂的英雄主义故事,“上校”的英雄豪情对他后来的遭遇却是一个讽刺。“上校”的人生在他的疯掉的日子里有了转机,爱降临到他身上。“小上海”就是后来的故事的讲述人林阿姨。毫无疑问,林阿姨就是观世音重现。

小说出现的如此的转机,如何理解?当然,麦家高超的叙述技巧会让讲述在不经意间出现转机,转得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爱和光亮是一点点渗透出来的,是从里面、从黑暗的中心透出来。

不如此,又如何呢?蒋正南的上校史、太监史都是耻辱史,那样的历史只能被隐瞒,不能见天光。他也因此只能打光棍,不能有婚姻,他的一生也只能与爱无缘。这样人生怎么办呢?他如果要活下去,只能深藏历史,不去面对。也只有那一天,他疯掉了,爱降临了。其实爱曾经降临到的身上,那位女军医“小上海”还苦苦追求“上校”,不想“上校”不能接受她的爱,他的耻辱不配有爱。只有等他疯掉,不知世事,爱才能给予他。或者他返老还童,已经老年痴呆了,八九十岁,如同五六岁孩童,他才回归平静,爱来到他的身边,但与他有多少意义呢?

如此无法终了的人生,总要有一个解决方案,总要有一种放下。“人生海海”这句话,或者说这个书名,就是往低沉走的,往大的地方要放下的。小说的后半部分或者小说的结尾部分,归家和爱的到来的处理多少有些令我意外。这与麦家过去的小说手法有点不同,他过去并不寻求明朗的解决,甚至一直硬到底。现在,麦家这里开始放松了,他也寻求归家、和解和爱,用爱来和解。因为20世纪的历史刻写在一个人身上的耻辱太重了,他不能面对,甚至都不能给别人看到,任何人都不能看到,他愿意就此终结自己的人生。在那几个字的上面,他在罪和耻上面,已经终结了他的人生。那怎么办?那除了说唯一能够救赎的就是爱与和解,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去面对了。对于20世纪的历史来说——对于这个按巴迪欧的说法,这个“短20世纪”,充斥了太多的战争和动乱,生长于这样的历史中,每个生命都经历了冲击磨难。对于“上校”或“太监”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将生命再展开的,他的生命已经被历史终结了。所以他最后退化成一个儿童,林阿姨说,你把他当成五六岁的儿童就行了,他已经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历史。很显然,麦家还是想给上校一点最后的温暖。出现了那个“林阿姨”(就是战场上的“小上海”),过去没有实现的爱,现在亡羊补牢,都是劫后归来,同病相怜,也只有这样相濡以沫了。是林阿姨用文身技术抹去了昔日让他屈辱的几个字,她在上面文了一幅画,那是一棵树,树上垂着四盏灯笼。在“上校”去世前三年,林阿姨在抹去了原来刻写了女汉奸名字的四个字,用乡村的树和灯笼的形象遮盖了历史的耻辱。不管这是否有效,历史需要遮蔽,不是为了遗忘,而是无法面对。

《人生海海》似乎在昭示的爱会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吗?人心之恶与人心之爱,是人的主体生发出来的主动性,还是被历史和生活情境激发出来的能量?确实也是很难回答。不管历史给人以多重、多深的耻辱,最终只能由爱来拯救。所以这部小说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不管今天我们怎么看待生活,怎么看待我们过去的历史,麦家在《人生海海》这里试图提出一种观点。小说的结局昭示我们:唯有归家和爱,才有身体和灵魂安放的处所。这种爱是什么样的一种爱?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只有不幸的家庭才有各自的不幸。套用这种句法,或许可以说:恨其实只有一种,所有的恨的类型都是一样的,都是至死的恨;恨只有一个面向,面对死亡的向度。只有爱是千变万化的,爱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一种爱都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小说最终还是写出了一种爱。尽管“短20世纪”似乎关闭了,福山宣称“历史终结”,然而,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传人并不相信“历史终结”这种说法,在90年代初,福山遭遇到猛烈的批判,德里达就写下《马克思的幽灵》加以批驳。德里达就声称,历史没有终结,历史不会如此轻易地终结。也许20世纪并非像巴迪欧这个也是自诩马克思主义传人的哲学家所表述的那样——“短20世纪”,或许历史会传奇般地重新被激活,更恰当的表述,可能是“漫长的20世纪”。那样的话,“爱与和解”如何面对这样的“漫长”呢?这是未来需要麦家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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