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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观点:陈寅恪读音三问

来源:文汇报 | 沈亚明  2019年10月25日07:54

左起:陈寅恪、陈封怀、张梦庄、陈流求、陈三立、唐筼、陈小彭、黄国巽,1934年北平北海公园。凡标*,皆征得同意引自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前排左起:陈三立、俞方济、陈小彭;后排左起陈新午、喻徽、陈小从、黄国巽、陈隆恪、陈寅恪

自“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以来,“三代回溯”乃史学基本方法之一。代有时限,时不我待。回到祖孙同堂欢聚和双亲三女同乐同愁的历史现场,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是亲历者,是见证人。寅恪先生三位嫡嗣反复对我表明,她们最基本的愿望是说清楚不争的事实——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都读“恪”为què。

拙文《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怎么读“恪”?》登载于《文汇报》2019年5月31日“文汇学人”,主要内容是寅恪先生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举证说明:陈寅恪本人和至亲三代都读“恪”为què,是既成事实,不争的事实。6月10日微信版增“续补”,溯古q读上至宋代。

启笔拙文意在为寅恪先生的女儿们发个声。我满怀希望,实证披露后,原本没有必要却久久未解的“恪”音纠结便可涣然而释。如此,年事已高的陈氏三女也可不再忧虑。《中华读书报》9月新刊一文,再争陈寅恪的“恪”字读音。我这才意识到,种种“恪”疑远非一日之寒,若不花些工夫解答,恐永无宁日。由是急就本篇,试析三惑。

三部分的焦点在于:陈寅恪的“恪”读kè还是读què,哪是观点哪是事实?

第一问:陈寅恪若不去北平,名字“可能只有一个读音kè”吗?

长年流行一种猜测,陈寅恪末字què读起于他在北平清华期间。近有新发展,干脆断定“恪”读què“根子在北平方言旧音”。认为“清末民初以后,北平流行‘恪’字正读音kè之外的又读音què”。甚至设想,“如果陈寅恪不在北平工作十年,其名字就有可能只有一个读音kè”。

问题是有无实证,陈寅恪到了北平后,名字读音才从kè变成què的呢?

多种记载一致,寅恪先生1926年7月初到清华,1937年11月3日逃离日占北平,为期11年4个月。很巧,父亲沈仲章也是1926—1937年在北平。约1927年,父亲在钢和泰家进修梵文,与陈寅恪打过照面。1928年,陈寅恪在北京大学兼课两学期,父亲一堂不缺。

我自小听父亲谈论寅恪先生,都读què。名从主人,总该是陈寅恪自我介绍时怎么读,沈仲章也照着他读的。此外,我未闻父亲言及,也未见上代其他人留下能够证明陈寅恪在北平11年间,名字读音由kè变què的实证,无论前期中期后期,渐变突变都没听说。

欲证根子,得看寅恪先生到北平前,已与他相熟者怎么读“恪”。

陈寅恪到北平前,多有往来的近友怎么读“恪”?

今年6月7日,吴宓先生的女公子吴学昭读到拙文,打电话给寅恪先生的长女陈流求,特别补充道,她母亲到差不多一百岁,还常提寅恪先生,一直说què音。

吴夫人怎么称呼寅恪先生,应源自丈夫。我问陈氏女儿,吴宓先生何时与寅恪先生相识?答曰大概1919年在哈佛大学。彼时同在美国的,还有陈的旧友竺可桢和梅光迪。

竺与梅是寅恪先生在上海复旦公学的同学,结交于1906-1909年间,时间上更早。一般来说,新友会随老友称呼寅恪先生。假如新老朋友叫法不一致,史料中该有丝丝痕迹?然而,至今尚未见到。

陈到北平前结识之友如胡适等,都称他寅què,应早成通识。

陈寅恪到北平前,一起生活的至亲怎么读“恪”?

7月3日,寅恪先生胞弟陈登恪的公子陈星照向陈流求追加证明:其父陈登恪在武汉大学任教数十年,生前武大师生一律称他登què,没有其他读音。

陈登恪生于1897年,自幼入父办私塾和小学。陈父在课堂里,要当着其他学生面呼喊儿子学名。登恪先生以记忆力强著称,想必不会忘了自己父亲怎么点名“登恪”。登恪为幼子,兄长大多入家塾受教,弟名读法与兄若有差异,史料应存痕迹,但没有。

再往上,寅恪先生父亲陈三立去世前,流求、小彭已懂事,开始读书认字。小彭多次证实,祖父念“恪”为què。陈三立是光绪殿试进士,在清朝度过大半辈子,年届八十定居北平。总不至于到了人生末段才始改读五个儿子之名为què的吧?

据陈寅恪弟子蒋天枢整理的资料,寅恪之名为祖母所取,“以名行”。兄弟五人(衡恪、隆恪、寅恪、方恪、登恪)幼时,陈三立或携家小随侍父亲陈宝箴赴任,或留眷属于湘奉侍母亲。陈宝箴不时回长沙省亲,住数月数年皆有。据陈寅恪侄女陈小从所记家族简史,定“恪”名之祖陈宝箴去世那年,嫡孙都已出生,长孙衡恪已娶妻生子。如果诸“恪”的父亲、祖母和祖父,称呼每个人的“恪”字用不同读音,这于情于理恐怕是讲不通的吧?

9月12日,陈美延又回忆:“我听父辈聊天用的应是长沙官话,读衡恪隆恪等为que,土话未听过。”

关于陈氏几易家居方言变迁,拟另题细溯。增摘美延新证,只为说明“恪”名què读源流颇长,地不限北平一带,时当逾清末民初。

“恪”“客”组字的q读k读,“正读音”“又读音”依据何在?

“恪”“客”“愙”“愘”通假,口语常用“客”,取之与“恪”并列为代表。若论音韵,该组字不限于此,但本处仅叙提要,求简明择通假字,暂不列其余。

先察该组字q读时长,取点北京。拙文“补记”摘徐世荣《北京土语词典》,“客”读qiè是“一般北京人都说”。该书出版于1990年,距清末民初已久。

再看q读地区,也大大超出北京。拙文刊发后陆续接读者报告:在东北和山西多地,普遍读“客”为qiè,仍为鲜活的日常口语字音。查问提供信息者语言背景,大多成年离家,后常回乡,熟悉历时与共时情况。

苏州学者告知:“吴大澂号愙斋,愙即恪,我们苏州话都读如确斋,不读客斋。”另闻多例“愙斋”读“确斋”,南方北方都有。

再说口语“客”音,方言普查留存实证。友人替我检索官方文献,太原和北京都有q读。概观我所遇多音字,漏记方言口语常用读音不稀罕,但不同于书面音的白读倘有记录,若及时复核,必能找到实据。

太原话是晋语,按传统分区属北方方言,但较新研究已将其作为独立的一级方言,与另七大汉语方言(北方、吴、粤、闽、湘、赣、客家)并列。对此,我略具直接知识。三十多年前我曾致力一个科研课题,解析晋语区内某次方言的连读变调。第一步是对比中古调类和采样字调,显著之点是该晋语方言保存入声。数年前我去实地抽样核证入声,顺带测听成段语料,当地中老年人说话与北方方言差别很大。

上段意在说明,北京和太原不是简单的两个地点,而是代表两个方言区。暂不议方言分级,晋语较近古音乃公认——这对梳理音韵承继更有意义。

综上所述,“恪”“客”组字q读不是个别地点的短期现象。跨多方言,口语生命力仍强,使用地域覆盖多省,从东北、华北到山西,或许不止。往古寻根,上篇“续补”已见q源存录千年。至于历史截面分布连线等况,则待专攻者详究。

近读一文,典例之一恰为“客”变。据作者,《中原音韵》“客”字两读,北京话白读qiè承其一。普通话kè并不直接来自早期官话两读,似乎是“例外”。又据作者同名讲座摘要,另有明代《合并字学集韵》记载,“客”在《中原音韵》两读之外,“还有一个新的文读形式”——这第三读才是现今kè音可联之宗。(赵彤《从汉语史看音变过程的几种模式》微信版与讲座摘要,承石汝杰见示;同名论文载《中国语文》2019年第1期)

《中原音韵》所录音系基于元代“天下通语”,是探究近代音的主要依据。溯史据实,所谓“正读”之外“又读”,不知该怎么讲?

再者,对印欧及别种语系的历时研究不乏例证,某些现代音貌似古音未变,实则几经推挤,绕圈重合。“客”字原两读和第三读的弱势强势转换历程,仍可探之思之,举一反三,由表及里。寅恪先生每钻一小题,含意往往深远,吾辈何不随其志向之余稍?

稍早,我已与友人研讨“恪”字异读,扩至腭化系列及更广。更早为另一组字,我试将视线移到音韵学之外,颇有些意思。然我“于考古审音”(《四声三问》,下同)等事“致力”甚微,在续作察勘前,亦效寅恪先生“不敢妄说”。仅记以备忘,表过不提。

第一问可小结如下:

陈寅恪不去北平则名字只读kè,这个观点尚未有实例可证。相反,多有亲友举证,早已念què,一直念què。此外,也未见实据可证“恪”“客”组字q的读仅限清末民初北平。相反,韵书q系宗古直承,k音才是另出;各地q脉迄今未绝,绵延仍续。

第二问:“只读kè”是陈寅恪本人意愿吗?

有个孤证广为流传,毕树棠说陈寅恪说“恪”读kè。几转几传,变成了陈“说què是误读”“本人读k蔓只读kè”……也许因“恪”争参与者大多未闻教于直接接触陈寅恪的人,而毕见过陈,该孤证似有力压群证之趋势。

溯源该证至黄延复,下文“孤证”凡标引号专指摘黄,以别于再传。

笔者前些年曾因事往访清华图书馆元老毕树棠先生(已故),谈话间提到了陈先生的名字,他用浓浓的胶东口音说出“陈寅ke r”三字。当时我很诧异,因为他当年同包括陈先生在内的一批清华老前辈都“过从甚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大家读“què”或“quó”?他说他曾经问过陈先生,陈先生告诉他“恪”应读“ke”音;他又问“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黄延复《陈寅恪先生怎样读自己的名字?》2006年11月21日“人民网”转载)

如今,曾与陈寅恪朝夕相处的流求、小彭和美延发话,父亲自称寅què。可是,仍有坚持只读kè观点者再抬毕树棠的孤证,作为对陈寅恪三位嫡嗣多条证言的公开回应,并强调毕有底气教诫别人“只读kè”。莫非,毕之底气足以教诫陈氏三女?

陈寅恪逝于1969年,毕树棠逝于1983年,黄文刊于2006年。算来,毕传证于黄时,陈已去世十年以上。黄再传时,毕已去世二十年以上。黄先生也已去世,难能可贵的是他公布“孤证”时,写明非专题采访。可溯信息到此为止。

据黄,毕与陈“过从甚密”。我问陈氏女儿,答“没印象”(同时问到学生石泉,答言相当具体)。

看毕树棠所忆“孤证”,对话短到不能再短,答语简到不能再简,不太像我从父亲嘴里听到的寅恪先生的风格。据父亲,寅恪先生知识广博超常,解答引证“天南海北”,“跳”数域多语种,边讲边写,一般同行“连抄都抄不下来”(引号内父亲原词语)。

“恪”字异读取名择音,涉文史涉习俗涉通假涉音韵涉多方言,绝非数语能讲透。当时通用què称,陈若主张改用kè,依其习性,至少会择“旧籍之有关者,略加诠释”(《四声三问》)。据赵元任,陈寅恪与他同在清华时,一贯强调要先“把基本材料都弄清楚”,否则所得的结论是不可靠的。若以为寅恪先生会轻易断言“读kè”而不说所以然,怕是不知陈。

陈在1934年《四声三问》申明:“牵涉音韵学专门性质者,谨守‘不知为不知’之古训,概不阑入”。参照1949年《从史实论切韵》,陈不言“概不阑入”,而是“则少涉及”。据陈留余地“不敢妄说”之作风估测,他在清华时对音韵所知,不见得少于毕。然被俞大维称作“一代大儒”的寅恪先生,人不知又何愠焉?

毕树棠的“孤证”,我也请陈氏女儿看了个网上相关言说。答曰:所述内容“未听过”。虽然,为父者无须向女儿转述每次在外谈话,但假如寅恪先生真的提倡自己名字应该读kè,则为何他自己的父亲、妻子和女儿不知道,胡适、吴宓等学者好友不知道,而竟然只有毕树棠一人知道?依此而思,这个“孤证”又能证明什么呢?

“孤证”结尾,陈以反问表明意愿:维持读què现状,何必“纠”来“正”去?

我真想以“何必纠来正去”作结,可偏偏又来了个旁证,说是能支持毕传孤证。

“旁证”未注引自何处,照 (下转15版)

(上接14版)录举证转述如此:“陈寅恪的学生卞僧慧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曾在图书馆亲见毕树棠教诫念què的学生‘陈先生的名字只有一个读音kè’。”

卞僧慧自录亲见亲闻,留证直观简单。卞证明的是,毕说陈寅恪名字只读kè,他可没有证明,陈寅恪本人说念kè。

上篇拙文代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公布实证,简而言之:陈氏三女亲闻父亲自言寅què,祖父散原老人说què,母亲唐筼念què,她们“记事以来就知道自己父亲叫陈寅què”,父母生前亲朋友邻“从来没有人读kè!”

毕树棠为一度同事,流求、小彭和美延是亲生女儿。毕树棠问过陈寅恪一次,陈氏女儿听给父亲叔伯起名的祖辈读què至少四五年,听父亲本人自称、家人和交往者呼寅què三四十年。

前辈所言至少互证两点事实:一是至亲和众人皆读“恪”为què,二是本人维护què读。事实就是如此,只是后来有些人纠缠于“观点”,对会对“恪”的读音争论不已。

按常理,直系亲属实证既出,同事“孤证”当可退场。笔者向来不轻易排斥孤证,尤重视不太出名者所遗、未入经传之资料。可毕传孤证“应读kè”,演化到后来,成了“què是误读”“只读kè”,则离事实越来越远。

第三问:陈寅恪外文签名含k而中文自 称 寅què,“有待修正”吗?

上篇拙文引陈美延:“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Yin Koh等,但说中文时自称寅què。”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待修正”的说法(观点),并质疑寅恪先生的态度。其实,引号内陈述的是一种情形,早已存在于现实,故陈女之言虽刚发表,而相应之惑并非新起,乃历来“恪”音纷争拉锯处。不妨趁此思索一番,以冀释疑。

口语和书面语的第一性问题,常易使人困扰。不同文化语种转换,更添层层迷茫。须说明,自称寅què是陈氏女儿亲闻,外文署名是寅恪先生亲笔,都是第一手资料(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修正数据乃研究大忌?可是,若遇现象难以解释,产生疑问也并不奇怪。关键还是在于区别观点与事实,且分几步思考。

生活在海外较久者对美延所述情况,不太会感到奇怪。哪怕一时迷糊,静心应可想通。有些汉字发音外语没有,若用外文字母“硬”写姓名,外国人读不出,勉强读出也大大走样。我见过多次这样的场景:某一名字被“读”了多遍,被呼唤者没想到是在叫自己。出国较早华侨常会迁就所在国语言习惯,拼写名字各出奇招。而在华裔相聚时,在场者都按中文发音称呼。上篇拙文带及此况但未细谈,限于篇幅再次从略。

倘若信奉无声外文纸片比三个女儿亲闻汉语语音记忆更可靠,且看陈美延提供的一条实据:牛津大学意欲聘请寅恪先生,所发电报姓名是Chen Yinchieh。

我记忆中,过去送电报若送到多户聚居处,邮递员在外面呼唤某某出来接电报,邻居在里面催促某某出去接电报。发报多为急事,邮递员忙碌,力避打岔,需直呼其名。这个Chen Yinchieh当为书面符号直录口语发音,应是寅恪先生听得惯的称呼。牛津大学诚意聘请陈先生,校方事先做了功课,用一个大家都不会弄错的名字。

至于不那么急、以看为主、无须每个音节都念出声的论文署名和信函抬头等,回旋余地较大。首先,国际学界一般称姓氏。其次,寅恪先生掌握多种语言,用思绵密。可能他预料,读者群内有的外国学者通中文,而未曾深入了解汉语者不一定知道“恪”有两读,“恪”字q音对老外很难,名字自选拼法先例可援……替换一个带k又音,见了能读,读了能懂,两不为难,何伤大雅?

关注点是寅恪先生怎么用汉语说(而非用外文写)自己名字。

返回本问之首引陈美延之语。在我读来,她既确证其父“说中文时自称寅què”这一事实,也承认“他本人外文姓名用Tschen,Yin Koh等”那一事实。换一个表述法,我们面对如此情形:一方面,陈寅恪英文署名常含k,录于纸面;另一方面,汉语自称寅què从未改变,留在女儿们和众多亲友耳中,1919年在美国结识的吴宓留下què呼即一例证。

寅恪先生的女儿如实陈述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不藏不掩。学者们的志趣应正视数据(而非修正或忽略),探求合理解释,挑战性越大越有意义,不知愚见可有一得?

马前小卒自告奋勇探路,试析两个相联历史小疑案,皆发生在清华。

疑案一,清华多例档案陈寅恪外文名含k,但清华师生口头皆呼“恪”为què。试解:一方面,清华原是留学预备学校,外文文件沿袭陈海外署名即成惯例;另一方面,在中国境内的清华师生尊重陈本人意愿和历来传统,普遍用汉语称陈寅què。

疑案二,梅贻琦提醒学生写英文信用Yinko Chen。试解:梅针对英文拼写,而非汉语读音。这正表明,陈寅恪汉语名读què乃常例,英文名拼法含k乃特例,故需特别提醒。假若梅校长认为陈的汉语名内“恪”应读k音,何不公开倡导?校长平日当众树楷模,全校随之早成习俗,何须特意提醒拼法?梅先生了解这一事实:陈寅恪外文名拼写与汉语读音不同。相似情况如杭立武提醒致陈外文函宜用k,亦可类推。

对过去存在事实,谈何“有待修正”?而笔者对第三问的初步解释,则亟盼指正。

***

回瞥目前所见实证,家内家外国内国外,在本人面前说汉语皆用 “寅què”。对该事实,持不同观点者均无反证。鉴于此,何不求大同而免争?这是我原本愿望。

新近得悉,陈氏宗族有六个“寅恪”。我问陈小彭,答曰姐妹们都不记得上代说过曾祖直系之外族亲,她们“父亲在生时根本不知道有六个陈寅恪,有关其他事更谈不上了”。查陈小从所记家族史,未列旁支,直线如此:义宁竹塅陈氏始迁祖陈公元生于1711年,经克绳(1760生)伟琳(1798生),到1831年她曾祖宝箴降世,已是第四代。

陈宝箴制定后代排行用字,长子三立长随左右。祖父乃一家之长,嫡孙名字读法理应口耳授受,承祖依韵。即便家属自选,至少不逆家长之耳。至于族内另五个寅恪,各自曾否拜会右铭公,相见多勤交谈多久,有否论及“恪”音等,均未见记载。q读k读哪个循古继宗,哪个居乡随俗,尚待考证。

即便不言承祖,也得问问六个“寅恪”本人和至亲,是否都有愿望被统一名字读音。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不曾听说,她们的父亲有此愿望。她们还一再表示:“如今听到被念成‘陈寅kè’,很难接受。”而若凡事必依人数多寡统一观点,只怕不会有本篇主题人物陈寅què。据傅斯年,三百年出一个。

我认为,无论出名或不出名,每个人自己及家人对呼名之意愿,都应尊重。可我对另五个的至亲三代怎么读“恪”,无力无途取证辨析,不能妄议。唯有一个陈寅què,他的名字我自幼耳熟能详,知情者又不断向我提供实证。拙文守拙本题界域,聚力聚焦这一位——我习惯称他“寅恪(què)先生”。

这位寅恪先生冥寿将一百三,本人不能再对这个世界发声,而独立自由之名言则传世长诵。名字读音应在出生时已定,奈何身后五十年仍被争议,入土难安。初夏拙文欲助尽早盖棺,请与他息息相关的直系亲属举证叙实。刊后果见评论:“此篇一出,此事该定论了吧。”然而,秋风吹又生,“恪”争复蔓缠。

我曾愤愤,再思不然。观点有异乃现实存在,须正视但无须每点必争。而有机治史核查事实,弄清一点是一点,则为求识之步步进阶,寅恪先生之精神所导。

寅恪先生在世时曾表态,沿续què读,没有必要讨论——这是本人观点。在彼时彼境,绝大多数人尊重其意愿读què,实录难改;而自呼或当面被唤kè,尚未闻实例——这是既成事实。

人名的主人辞世以后,才兴起“恪”争,轮复一轮,不问至亲实情。对此时此状,寅恪先生又将如何?目瞽心明、由微达深的寅恪先生应会意识到,现在释“恪”之涵义、疑义及相联种种,不再只是一个字和一个人名的问题,当有必要“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以消舛讹层叠,以免纷争循环。

故而,我虽自愧学浅识薄,仍勉力试解边缘小题。先此抛砖,呈览不章本篇可商三问,求教于大方。祈望有志者各献良玉,各展专长,“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从史实论切韵》),协力告慰寅恪先生在天之灵。

俯首“基本”——皆知寅恪先生看重“基本”。自“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以来,“三代回溯”乃史学基本方法之一。代有时限,时不我待。回到祖孙同堂欢聚和双亲三女同乐同愁的历史现场,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是亲历者,是见证人。寅恪先生三位嫡嗣反复对我表明,她们最基本的愿望是说清楚不争的事实——陈寅恪自己和至亲三代都读“恪”为què。

谨秉笔留录,证而不争。

补记:师生相承“三代回溯”试点

寅恪先生晚年将编辑自己著作的重任托付给弟子蒋天枢,可见信任程度。我向复旦大学古籍所询问蒋天枢直承弟子章培恒怎么读“陈寅恪”。获答:章先生常讲陈寅恪,都称què,“我们听惯了”,还传来视频为证,内有章培恒说“陈寅què”。

今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三联书店联合召开了“‘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暨纪念陈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陈美延等家属代表参加。问陈家与会代表,获悉会上发言者都说“陈寅què”——包括北大教授邓小南、清华大学教授刘桂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王汎森院士等。刘桂生是寅恪先生1949年岭南大学首批学生,邓小南的父亲邓广铭先生与寅恪先生有直接交往。亦秉笔存录。

(鸣谢黄毅和徐学清等相助收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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