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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读书,读好书”

来源:文汇报 | 罗小茗  2019年09月28日08:56

至今记得,1996年,“大学入门”第一讲,刚刚博士毕业的辅导员请来他的导师钱谷融先生。老先生穿着洋派的吊带裤,喝着保温杯里的咖啡,站在鲁迅曾经振臂一呼过的华师大教室里,要我们 “多读书,读好书”。也许是这句话对意气风发进入文科基地班、一心“以学术为志业”的我们来说,太过朴实,缺乏激励人心的现场效果。没过多久,大家便东倒西歪起来,闲聊的闲聊,睡觉的睡觉,甚至于给台上笑眯眯的老先生画起了漫画。这样的场面,让一旁的辅导员大为气恼,倒是钱先生不以为意,淡定如常。

多年以后,自己当了老师,才明白钱先生当年的狡黠。教诲和思想的传播和留存,从来也不是人们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便能够保证的事。嬉笑怒骂,冷眼旁观,甚至于面无表情,所有这些,都不必然意味着沟通无效。

不知道钱老站上今天的讲台,会是何种模样。也许,悠然依旧。毕竟,没有什么比思想、经验和知识的散播流传更加难以捉摸的事了。一定要怎样怎样,从来都是人类的奢望。网络时代的思想经验,既加速了散播的速度,增加了流传的广度,却也使其可能的路径和效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这里,与其说是进入高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之后,“祖母效应”这个曾经极大推动了人类文化创新和传承的环节不再起作用,不如说,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人们还来不及明确自己这一辈值得传递下去的经验是什么,便是以“自我取消”的方式,免除了代际传承的责任,将一切记录了再说。

然而,社会虽看起来越变越快,但很多经验和道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变化和更替。于是,钱老当年这句看起来现场效果不佳的“多读书,读好书”,比起动辄数十本、虚张声势的“本月阅读书单”和豆瓣上可视的“晒出你的书架或书房”来,更让人费心琢磨。

比如,在今天,走进书店,不管是实体还是网络上的,数量浩瀚的书籍,常常让人有晕眩之感。电子书和有声读物,读书频道和微信公号,更是让书不再限于时间地点,成为可以随时随地相遇的朋友。不过,书籍数量的迅速增长,却并没有让“多读书”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当无穷无尽的新书扑面而来之时,由此导致的焦虑感,已经远远大过了对于新知的渴求和喜悦。无论是“罗辑思维”的60秒一本,樊登读书会的每天一元,还是其他各种以让人更方便快捷的读书之法,都不过是把“究竟如何多读书”这个问题,以当代特有的“经济”思维呈现出来罢了。于是,当微信推送的文章,总是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本文的阅读需要几分钟”的时候,当读书总是不得不和“花更少的时间阅读”这一或明或暗的标准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多读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里,反而成了一个簇新的难题。

同样地,“读好书”这件事,也没有因为出版的发达、网络的通畅而变得更明晰。这不光是因为,一眼望去,几乎每一本书的腰封都在叫嚷着——“我才是好书!”每一轮的推送都在宣称——“这些是不容错过的”。被称为经典的书单正变得越开越长,可人们可以按下焦虑,从容读完的却越来越少。更是因为,在“记录一切”的惯性和市场节奏的催促之下,著书立说者想要藏之名山的想法,也越发稀薄。只对当代人说话,甚至于只对眼前的读者说话,越来越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倒不是说,这样的书写和阅读,便完全是快速消费的一部分,而没有传递经验的价值。而是说,在这样的书写和阅读的节奏之下,人们越来越生活在即刻与当下,失去了通过书籍,与作者展开对话的欲望。好书的标准,也由此游移起来。究竟什么样的书,才算是好呢?是那些流传已久,和当代社会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古籍经典,还是针对当代社会的议题,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读物?所谓的“好”,是让人有知识、有心情去应付实属不易的当代生活,还是让人和这样的生活拉开距离,跳脱开去,仿佛看一场历史舞台上的短暂演出?当卡尔维诺洋洋洒洒列出十四条理由,主张人应该读经典,并强调“所谓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的时候,实际的情况却是,“重读”在急于鉴别“好书”的窘迫之下,早早退场。即便是豆瓣这样的文艺青年集散地,读书也只是被分解为“想读”、“在读”和“读过”。一旦“读过”,就此安心。

可惜的是,坐在台下听钱先生笑眯眯地讲话的时候,所有这些都还未成为我们的烦恼。当年的我们,只是没心没肺地觉得,“多读书,读好书”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绝非什么宝贵的经验,又何必这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呢?如今,却再也来不及追问和辩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究竟什么是“多”,什么是“好”?或许,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一切都被事无巨细记录下来的时代,经验却仍以这样的方式,或漫不经心,或自以为是,狡猾而执拗地消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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