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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或体贴 ——再读王蒙的《活动变人形》

来源:《小说评论》 | 郜元宝  2019年09月29日07:21

提到王蒙,你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一种通达睿智、乐观幽默、健康向上、自信满满的人生态度。在许多人印象中,王蒙就是这样一个人,而王蒙在许多作品中也经常乐于将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人。

但这肯定不是全部的真相。读王蒙自传和他更多的作品,你就不难看到一种更丰富的人的形象。这个人有许多无可比拟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修为,但也经常会流露负面或至少是灰暗的思想情感。作为真实的人,他有凯歌行进之时,也有疑惑、苦痛、恐慌、失态、绝望之日。他也会碰到人生的几乎过不去的坎。

王蒙自传体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就是写一种人生的窘境,甚至可以说就是人生的绝境。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倪吾诚的标准的“混蛋”。作为丈夫,倪吾诚几乎毁了妻子的一生。作为父亲,倪吾诚无疑给儿女们的童年带来难以抚慰的创伤记忆,甚至差点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比如他的小女儿“倪萍”就一度精神崩溃而近乎疯狂。“混蛋”倪吾诚一手制造了罄竹难书的家庭悲剧,同时也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

20世纪40年代日军占领期的北平“倪家”伤痕累累,摇摇欲坠,但倪吾诚的下一代还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走出了悲剧,抚平了创伤,摆脱了混蛋爸爸的影响和控制,在破碎的原生家庭之外各自闯出一片新天新地。这个结局反过来多少冲淡了倪吾诚恶劣的那一面,以至于从整体看,他好像也并非那么十恶不赦,也有值得理解、值得原谅甚至值得欣赏的地方。

《活动变人形》终究还是王蒙的作品。王蒙终究没有将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写成类似张爱玲《金锁记》那样以血缘和家庭为核心的一团漆黑的完全的悲剧。

倪吾诚这个混世魔王只是长篇小说上半部的中心人物,他再混蛋,也未能占领和祸害整个世界。到了下半部,虽然倪吾诚还频频出镜,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腾不起什么大浪了,他只是可怜巴巴地盼望着倪藻等人不定时的探望。作者把倪吾诚的故事放在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大抉择大转型尤其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长卷中予以表现,倪吾诚对家人的祸害一旦落入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就微乎其微。在大背景大镜头中回看倪吾诚,作者就有了心态的超越和放松,倪吾诚其人也就变得不足为奇,变得可以理解、可以饶恕了。

倪吾诚不像曹七巧那样控制了家庭内部所有人的命运,剥夺了家庭内部所有人的幸福。他没有那么大的魔力。他只伤害过一家数口,而被他伤害的家人有的固然跟他同归于尽(如他的岳母赵姜氏),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逃过了他这一劫,获得了比他幸福得多的结局,这包括被他抛弃的妻子静宜,被他瞧不起的妻子的姐姐静珍,更不用说他的一子二女。

比起仇恨一切、报复一切、毁灭一切、将一切都带入黑暗的曹七巧,倪吾诚的恶毒和破坏力就小巫见大巫了。严格说来,他的可恶和他给社会造成的破坏都仅限于日军占领北京那段时间的倪家内部。只不过小说上半部以倪吾诚为绝对中心,对他的方方面面都加以浓墨重彩的渲染,他的可恶与破坏力无形中被放大了,给人印象极为深刻。

《活动变人形》从头到尾似乎都是写倪吾诚做人如何失败,如何不堪,如何不符合普通人心目中好丈夫与好父亲的标准(上半部写他对原生家庭的伤害,下半部写他重组家庭之后继续的荒唐与堕落)。那么倪吾诚是否就真的乏善可陈、罪大恶极了呢?

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必须对倪吾诚的荒唐堕落,倪吾诚的卑琐龌龊,倪吾诚所有的可笑、可恶、可鄙、可怜与可叹,做一点具体分析。

首先,倪吾诚“不顾家”。倪吾诚的家是组合式的,有寡居多年的岳母姜赵氏,有十几岁就死了丈夫、跟着母亲和妹妹生活的大姨,即倪吾诚妻子姜静宜长期守寡的姐姐姜静珍,再就是倪吾诚自己一家四口:妻子、儿子和女儿。后来还添了小女儿。这一大家子总共七口人住在1940年代初日军占领的北平(日本人改北平为北京,但不愿投降的中国人仍称北平),生活非常艰难。倪吾诚岳母、妻子和大姨母女仨一同操持家务,厉行节约。岳母和大姨每年还能收到乡下老家一些佃租。尽管如此,柴米油盐基本开销的压力还是很大。为什么?因为倪吾诚虽然同时在两所大学兼课,收入不菲,但他交给妻子的家用太少,也太没规律,想起了才随便给一点。这就经常弄得全家无隔宿之粮,吃了上顿没下顿。

倪吾诚的钱都到哪儿去了?原来他爱面子,爱结交名流,经常上饭馆,一顿能吃掉半个月工钱。此外他宣称和妻子缺乏共同语言,经常理直气壮地搞婚外恋。这自然又是一笔开销。倪吾诚的妻子得不到丈夫的钱,也得不到丈夫的心,甚至不能让丈夫对家庭承担起码的责任。这个不幸的女人成天怨声载道,以泪洗面。她的痛苦当然也是她母亲、她姐姐和一双儿女的痛苦。

这是倪吾诚第一重罪,叫“不顾家”,只管花天酒地,自己潇潇洒洒地享乐。

倪吾诚第二重罪,就是上述婚姻的不忠,背叛妻子搞婚外恋。他甚至还在经济上哄骗妻子,在一次争吵中故意交出作废的图章,说可以凭这个去他所在的学校总务科领工钱,结果让他的妻子当众受辱。

倪吾诚第三重罪是“休妻”。他最后是在妻子不想离婚、也原谅了他所有过犯的情况下,不依不饶,硬是逼着妻子无可奈何地跟他“协议离婚”。

以上是倪吾诚最主要的三重罪:“不顾家”;搞外遇;“休妻”离婚。

此外他还有一个致命缺点,就是留学欧洲两年,成了“假洋鬼子”,拼命贬低中国文化,竭力主张全盘西化。平时他喜欢高谈阔论,不着边际。比如,要求全家人学习西方化的生活方式,要勤刷牙(一天三次,牙膏牙刷质量要好),勤洗澡(最好一天两次),讲话要礼貌(最好懂点外文),待人接物要大气,男女老幼都不许随地吐痰。衣着要光鲜得体,走路要昂首挺胸。最好还要经常谈点黑格尔、费尔巴哈、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不时上馆子吃顿西餐。此外还要补充一点麦乳精、鱼肝油之类的营养品。

他妻子说:好,全听你的。但钱呢?这时候倪吾诚就会不屑一顾,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恼羞成怒,一个劲地批评妻子,说你怎么就整天想着钱?俗气。至于他自己,那可是最不把钱当回事,因为凭他的资质和尚未发挥的百分之九十的潜能,区区一点小钱算什么?

“倪吾诚”当然绝非完全不把钱当回事。闹钱荒时他比谁都着急,不惜耍无赖跟店家赊账,甚至厚着脸皮,拖着不懂事的儿子倪藻向有钱的朋友告贷。只要钱一到手,就赶紧花光,完全不讲计划,不为家人和别人考虑。

倪吾诚既然是这副德行,可想而知,他必然“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到处碰壁,众叛亲离。在家他与妻子为敌,连带着也与岳母、大姨子为敌。孩子们天然地站在母亲这一边,所以也就成了他的敌人。在外面他追求爱情,但终身并未得到真爱。倪吾诚的第二次婚姻比第一次更惨——《活动变人形》没有展开描写倪吾诚第二次婚姻的细节,但如果读过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说《相见时难》,老教授蓝立文和年轻的寡妇杜艳的结合,大概就是倪吾诚第二次婚姻的写照吧。倪吾诚酷爱结交名流,呼朋引类,请吃,吃请,不亦乐乎。但没有一个名流真正瞧得起他。在他落难的时候,也没有谁主动想到伸出手来帮助他。倪吾诚并非真的不学无术,他爱琢磨问题,爱发议论,只是不肯下苦功夫,整天忙忙碌碌地静不下来,加之后院起火,鸡飞蛋打,所以最终还是荒废了学问。他就连在大学里上课,也经常颠三倒四,不知所云,吸引不了学生,以至于被解雇,丢了饭碗。

倪吾诚里里外外都是一个失败者。他因此也吃了许多苦头。但跟他一起吃苦头的还有一家老小。倪吾诚自己大病一场,被他瞧不起的妻子救活之后,也曾回心转意,预备老老实实地守着妻儿过活,但很快还是改变主意,一走了之,跑到外地另谋出路去了。

倪吾诚这一走,先是从北平到青岛,再从青岛转到“华北联合大学”,一直到全国“解放”,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家。他的“不顾家”的恶行,至此算是发挥到极致。

从1980年代中期《活动变人形》问世至今,中国读者一般都把它视为当代文学“审父”或“弑父”经典之作。作者把父亲身份的倪吾诚放在被告席上一条条历数其罪状,进行无情的审判和几乎全盘的否定。作者的态度似乎就像小说中倪吾诚的儿子倪藻、女儿倪萍、小女儿倪荷那样,跟着外婆、姨妈和妈妈一起强烈谴责和诅咒倪吾诚这个失败的丈夫和父亲。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毫无疑问,小说无情地暴露了倪吾诚的种种可笑、可恶、可鄙,无情地描写了倪吾诚四处碰壁、一无所成的结局(有个细节写他临死都没能给自己混上一块手表),也充分描写了亲人和朋友对他的怨恨、贬损与“败祸”(方言,尽情尽兴地拆台、诋毁一个人)。但小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在更高的意义上,作者对倪吾诚还是有一定的理解、同情、悲悯和宽恕,包括局部的肯定。

这有一部分固然来自倪藻这个革命者从自身优越性出发对后来成为溺水者的父亲(被打成汉奸和国际间谍)的宽恕,包括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倪吾诚的同情和怜悯,但也不排斥小说具体描写本身所包含的对倪吾诚的局部的肯定与赞许。

首先,留学欧洲的倪吾诚在思想文化上绝非一无是处。说他学问不行,主要是他妻子姜静宜的观点,但姜静宜的最高学历是大学预科旁听生,她批评丈夫缺乏真才实学,根据不足,何况这还是在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说的话,就更加不足为凭了。倪吾诚跟德国学者傅吾康一起办学术杂志,整日整夜翻译国外学术论著,仅仅这两点就足以说明他在学术上绝非毫无所长。

其次倪吾诚推崇现代文明,批评中国文化传统(首先是普通中国人日常生活方式)某些落后保守的方面,也不能说全错了。比如他要求家人讲卫生,讲礼貌,不能佝偻着走路,而要昂首挺胸,要加强锻炼,注意营养。这都没错。他固然没有经济实力支撑和实践这些倡导,但总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这些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倡导本身吧?无论倪吾诚的实际条件如何简陋,无论倪吾诚的家人如何奚落他这些“假洋鬼子”的主张,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仅此一点,也就很不容易了。

留学归来的人有倪吾诚这样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书呆子,也有“中体西用”、圆融无碍、受到各方面欢迎的倪吾诚的老乡赵尚同。书呆子有书呆子的可恶,也有书呆子的可爱——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塑造了多少大同小异的书呆子形象!总不能像静宜那样实用主义地用赵尚同的标准去衡量倪吾诚吧?这不就等于拿一个模子去要求所有人,从而根本取消人的个性吗?

另外,倪吾诚对现代科学的推崇和赞美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这一点也颇为难得。小说写他重病卧床,凭着对科学的信仰,给儿女们示范大口大口地吞服鱼肝油的细节,固然有点戏剧化,但这一细节本身依然十分感人。至少对现代科学,倪吾诚真是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解放”后他下乡劳动,为了普及科学,竟主动请缨,让并无多少医学技能的农村赤脚医生给他割治白内障,结果弄得双目失明。这几乎就是一种甘心以生命(至少是生命的一部分)去殉了科学的理想!

因为条件所限,倪吾诚没法跟妻子过小家庭的生活,而被迫与丈母娘、大姨子同在一个屋檐下。起初倪吾诚希望单独过,不愿跟岳母大姨子掺和,但他妻子离不开寡居的母亲和姐姐。如果大家只是挤在一起,彼此照看,相安无事,那倒也好。问题是只要发生夫妻之间的冲突,妻子就习惯性地向母亲和姐姐搬救兵,后两位通常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只知道维护倪吾诚的妻子而打击倪吾诚。这种畸形的家庭关系不断加深倪吾诚与岳母、大姨子的矛盾,也不断加剧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

在这件事上,倪吾诚就并非毫无可恕之处。就连他妻子也曾抱怨母亲对女婿、姐姐对妹夫“败祸”得太狠了。比如在“假图章”事件中,母女三人联手报复倪吾诚,几乎到了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地步。一个经典的细节,就是大姨子将一碗滚烫的绿豆汤砸到倪吾诚身上,弄得倪吾诚有家难归,流落在外,差点一命呜呼。反过来,倒是倪吾诚始终保持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风度与底线。在中国式家庭纠纷中,倪吾诚仅此一点就可圈可点——当然不包括他在危急关头耍无赖,偶尔脱下裤子,以吓退同仇敌忾的姜家母女仨,其实这一细节并不符合倪吾诚的性格,至多也只能算是他走投无路时无可奈何丧心病狂的意外之举,因为这样的耍流氓恰恰是他平日深恶痛绝的传统文化的陋习,鲁迅《阿长与〈山海经〉》就生动描写过无知村妇给幼儿传播的“长毛”这一发明,喜欢听鲁迅演说的倪吾诚到了20世纪40年代不可能不知道鲁迅写于1920年代中期的这篇著名的散文。

倪吾诚最初和岳母闹翻,是因为看见老太太随地吐痰,忍不住在妻子面前说了两句。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大。不料倪吾诚的抱怨很快就被妻子有意无意间“告发”到岳母那里,引起岳母勃然大怒,从此就不再搭理这个她认为不着调的女婿。随地吐痰是不对,况且倪吾诚也并没有当面给老太太难堪,只是在妻子面前嘟囔了几句而已,结果如此,肯定是他想象不到的。至少就这件事而言,道理还是在倪吾诚这一边。

最后小说毫不吝啬笔墨,一再写到倪吾诚对儿女的挚爱。倪吾诚打心眼里喜欢自己的一双儿女,非常看重跟儿女们在一起的天伦之乐。他的舐犊情深,实属罕见。遗憾的是,仅仅因为夫妻感情破裂,加上岳母和大姨子在一旁火上浇油,使得倪吾诚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他最珍惜的天伦之乐,变成孤家寡人,还要被自己痛爱的儿女们谴责,诅咒,离弃。这种痛苦,难道不也是有值得同情和宽恕之处的吗?

甚至少年倪吾诚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他的母亲听了舅舅的话,要如法炮制,用倪吾诚奶奶对付倪吾诚爸爸的办法,给倪吾诚吃鸦片,以消除倪家祖传的“邪祟”(其实是从倪吾诚祖父开始的对于新思潮新文化的不被普通中国人所理解的那一份热忱)。母亲给儿子吃鸦片以达到控制儿子的目的,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金锁记》曹七巧与他的一双儿女之间。但曹七巧的儿女最后还是束手就擒,完全按照曹七巧规定的路线走进那没有光的所在,而少年倪吾诚就在被鸦片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时候,竟然猛地挣脱出来,坚决戒除了恶习,完美地实现了自我拯救(病愈之后留下一双罗圈腿)。14岁的倪吾诚能做到这一点,简直可歌可泣。

《活动变人形》并非只写倪吾诚一个人。围绕倪吾诚的出丑露乖,作者也无情暴露了中国家庭内部所有人的原罪。比如,作者也批评了“倪藻”的外婆、姨妈和母亲(倪吾诚的妻子),包括受这些长辈影响而不由分说地疏远、敌视、抨击倪吾诚的儿女们。小说既不为尊者讳,也不为幼者讳,可谓“一个都不宽恕”。特别是写倪藻妹妹“倪萍”因为父母长期热战冷战而间歇性发作的精神病,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在家庭关系尤其是家庭的语言暴力和精神暴力中,受害者和施害者、弱者和强者、所谓清白无辜者和罪有应得者,经常频繁地转换位置与角色,因此家庭内部的恩怨矛盾总是很难解除,创伤总是很难抚平。作者恰恰想由此揭示家庭伦理悲剧的主客观两方面更深刻的根源,试图由此写出祖孙三代共同的无奈、无助和无辜,从而在更高意义上赦免、宽恕所有人。

可以说《活动变人形》有两种笔墨,两副心肠,那就是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比如倪吾诚确实是“混蛋”得可以,但他也有纯真善良的一面,也有他沦为“混蛋”的客观原因和值得理解、值得宽恕之处。其他家庭成员固然都很可怜,但可怜者往往又确有可恨和可怕之处,比如姜静珍的日课“骂誓”和她的那碗滚烫的绿豆汤,比如倪萍一段时期也如例行功课似的“抽邪疯”。

《活动变人形》在结构上分成两部分。上半部是小说的主体,集中描写倪家在日据时代的北平以倪吾诚为中心的吵吵闹闹的生活。这一部分写得饱满酣畅,一气呵成,因为作者定位清晰,爱恨分明,而小说叙述的时空转换也比较有限,基本限于倪藻记忆中那个童年的庭院。下半部“续集”以“倪藻”为中心,写倪家数口人在“解放”后各自的生活(其中倪藻的一部分还穿插在上半部)。因为是多中心,或者说因为缺乏一个必要的叙述重心,所以下半部既没有像1980年代以来王蒙的大多数“反思”作品那样,围绕一个主人公讲述大致完整的一个故事(如《布礼》《蝴蝶》《春之声》《海的梦》等),对倪家其他几个人(包括后来的倪吾诚)也没有像上半部那样进行耐心细致的刻画。下半部写得比较散漫,只是粗线条地交代倪家各人的结局。王蒙本人也承认这一点:“结尾也不理想,我已经无法结尾”。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时间紧张——作者马上就要走上文化部长的岗位,不能为长篇小说创作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对此我一直很感兴趣,但又苦于找不到自以为满意的答案。

读《活动变人形》,最好同时读《王蒙自传》。从《王蒙自传》可知,《活动变人形》基本上是一部纪实性的自传体小说,许多素材就来自王蒙自己的童年。某种程度上,童年的“倪藻”就是王蒙本人,赵姜氏、姜静宜、姜静珍就是王蒙的外婆、母亲和姨妈。当然小说比自传写得更放得开,更丰满,但基本的情节内容还是高度一致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活动变人形》对倪吾诚形象的刻画,有没有做到足够的客观、冷静和公平?上文提到,作者对倪吾诚不无同情和宽恕,但那主要出于倪藻的革命者的优越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小说本身毕竟描写倪吾诚的出丑露乖太多了,毕竟倪吾诚在整体上仍然还是一个很少值得肯定的家庭伦理的破坏者和个人德行的失败者。但在倪吾诚的时代,思想上没有像“倪藻”那样找到并坚持“真理”,没有走出一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以至于浑浑噩噩,泯为常人,学术上也没有卓然成为一代宗师,个人感情上更没有找到理想伴侣,没有在生活的汪洋大海驾驭家庭这一叶小舟安然渡过: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从鲁迅塑造的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和叶圣陶塑造的倪焕之开始直到如今,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吗?为何作者唯独如此不依不饶地一味渲染倪吾诚的荒唐、恶劣与一无是处?

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倪焕之这些现代启蒙知识分子,都因为在现实的坚硬墙壁前撞得头破血流,而和倪吾诚一样显露出理想主义的现代文明启蒙者的单薄、幼稚、脆弱、虚假、人格分裂、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以至于在痛苦纠结中走向荒唐和疯癫。

吕纬甫和魏连殳没有成家,看不出他们作为理想主义的启蒙者会给自己的爱人和家庭带来什么悲剧,但他们和现实的疏离、隔膜,他们被周围人视为“异类”“怪物”,他们自己因为对某种信念的“认真”而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这些都很像倪吾诚。至于跟爱人同居的涓生,通过自由恋爱跟理想的女性结婚生子的倪焕之,这两位给他们的爱人和孩子带来的伤害乃至灭顶之灾,不更是和倪吾诚如出一辙吗?为什么在作者的实际描写和广大读者的印象中,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倪焕之就不像倪吾诚这样不堪呢?

区别也许仅仅在于,鲁迅写吕纬甫、魏连殳,叶圣陶写倪焕之,多少有点夫子自道。他们尽管也写到作为自己化身的笔下人物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忏悔,但更多是同情、体贴和悲悯,看到他们因为爱人、爱社会而被所爱之人误解、被所爱之社会唾弃,止不住地要为他们这种悲剧命运鸣冤叫屈。这就不像王蒙,站在一定距离之外审视自己的父母甚至外婆那一辈,更多是客观的描绘和无情的批判。“倪藻”对倪吾诚的谅解和饶恕,正如他对倪吾诚的鞭挞,都是胜利者对失败者、幸存者对灭亡者居高临下的审判,而不像鲁迅叶圣陶那样和被审判的人物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早在发表于1988年1期《吕梁学刊》上的《倪吾诚家简论》中,王春林君就指出倪吾诚和魏连殳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在2018年出版的《王蒙论》中又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差异,主要乃是作家鲁迅和王蒙对各自人物的“不同态度”:“在鲁迅那里,因为作家自己与魏连殳同为启蒙知识分子,有着绝对一致的共同精神价值立场的缘故,所以他对魏连殳所表现出的便是一种坚决而毫无保留的认同感。到了王蒙这里,因为王蒙自己以及作为王蒙化身的倪藻身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缘故,所以他对于倪吾诚,在充分表达出某种人道主义悲悯同情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批判性的否定。或者说,王蒙站在革命知识分子的立场,毫不犹豫地宣告了启蒙知识分子倪吾诚的死刑。很显然,在他看来,要想依靠启蒙来拯救中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与启蒙相比较,唯有自己所坚决认同的革命,方才可以被视为中国的真正福祉之所在。”王君这以论述颇有洞见,但也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首先魏连殳(包括吕纬甫、史涓生、倪焕之)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鲁迅和叶圣陶心目中理想的启蒙知识分子形象,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至少我们不能在作家和笔下人物之间简单地划等号。鲁迅是否对魏连殳有一种“坚决而毫无保留的认同感”,就很可怀疑。叶圣陶1928年塑造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的理想主义的启蒙者倪焕之,充分意识到这个人物的一腔热血和美好理想如何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也指出倪焕之因为过分执着于理想而忍心抛妻别子是很不妥当的。倪焕之对妻子金佩璋态度的转变虽然不像倪吾诚对静宜那样恶劣,但如果时间允许,很难说倪焕之不会爱上他到上海后结识的革命者“密斯殷”。他心里已经不知多少次比较过热烈的“蜜思殷”和甘心做少奶奶的平庸的妻子金佩璋了。行动家王乐山早就看出倪焕之“终究是个简单而偏于感情的人”,倪焕之最后也承认自己只不过是“脆弱的能力,浮动的感情,不中用,完全不中用”的人。可见当时启蒙的文学家们对自己的化身始终保持一种自我反省的态度,并非采取“坚决而毫无保留的认同感。”鲁迅、叶圣陶、王蒙,如果仅仅就他们对笔下人物理性的认识和评判而言(鲁迅对魏连殳、吕纬甫、涓生,叶圣陶对倪焕之,王蒙对倪吾诚),并无本质的不同。

其次,王蒙是否就以倪吾诚来代表他所理解的现代中国理想主义的启蒙知识分子?《活动变人形》提到倪吾诚曾热心带妻子静宜出席各种名流学者的集会,去听鲁迅胡适等人的演讲,难道倪吾诚因此就可以和鲁迅胡适混为一谈吗?王蒙处理的是倪吾诚“独特的这一个”,虽然他的外在身份是留学归国并从事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是标准的理想主义的启蒙者,但他显然不能代表现代启蒙者全部,更不能代表王蒙心目中那些更加先进的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在王蒙的叙述中,倪吾诚虽然侧身于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行列,却似乎是其中的一个成色不足的赝品。如果说王蒙塑造倪吾诚是为了否定整个现代启蒙运动和这个运动中所有倾向西方或主张充分世界化的现代文化的播种者,就未免以偏概全。如果说王蒙写倪藻否定倪吾诚,目的是表达一个革命者(倪藻和作者本人)对启蒙者倪吾诚的否定,甚至是为了表达“革命”对“启蒙”的否定,这样的全称判断就更加危险了。在《活动变人形》中,并不是“革命”否定了“启蒙”,也不是“革命者”否定了“启蒙者”,而只是倪藻作为少年时代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试图回顾和总结施暴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长辈们(倪吾诚只是其中之一)的人生道路,如此而已。

第三,虽然成年以后的倪藻对其父倪吾诚的人生道路有所批判,有所反思,有所总结,有所议论,但这些批判、反思、总结和议论远远谈不上全面而准确的判断,因为倪藻对倪吾诚并非了如指掌,也并不很自信地以为可以对倪吾诚进行盖棺论定。“续集”第二章结尾甚至写到倪藻因为“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而“急得一身又一身冷汗”。无论少年倪藻还是成年倪藻都主要是倪吾诚命运的观察者而不是审判者,而倪藻对自己的革命也还在无尽的反思之中,所以他根本无暇(也没有这个能力)对倪吾诚所依托的启蒙文化进行通盘考察,更谈不上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去否定倪吾诚所依托的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

倪藻和倪吾诚走在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很少正面交锋和交集。小说始终没有写父与子的冲突,尤其没有写父与子在思想上剧烈的冲撞与较量。如果说倪藻是革命者的代表,倪吾诚代表了某一种启蒙者,那么这两人从来就没有坐下来推心置腹地进行思想的辩驳和灵魂的交流。在日据时代北平倪家的终年吵闹中,倪藻只是一个懵懂的受害者和旁观者,他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倪吾诚的内心深处。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倪藻忙于自己的地下革命活动和胜利之后日益繁重的革命建设工作,再后来就是经历革命内部的种种磨难,更无暇与另外组成家庭而且整个被时代抛弃的倪吾诚促膝谈心了。整个1950年代到1980年代,尽管倪藻是倪家儿女中唯一有耐心探望倪吾诚的人,但这样的探望多半只是礼节性的,探望者的例行公事和等待探望者的急欲一谈严重不对等。晚年的倪吾诚“几乎每天都等待着倪藻来看他”,倪藻却“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两个多月才来一次”。倪吾诚对儿子倪藻“几乎变成了一种‘单相思’的关系”。

有一个对比十分鲜明,鲁迅和叶圣陶虽然对笔下人物有许多保留,但毕竟是将这些人物当做自己的化身来描写,所以在字里行间总是尽可能体贴人物的内心,甚至尽可能让人物自己出场讲话。比如叶圣陶多次让倪焕之用刚刚学会的白话文给金佩璋写信,一吐衷肠。小说充满了倪焕之的剖白内心的自言自语,结尾甚至借倪焕之所欣赏的日本批评家片上伸的一篇演说辞来解释倪焕之的特点:“现在世界人类站在大的经验面前。面前或许就横着破坏和失败。而且那破坏和失败的痛苦之大,也许竟是我们的祖先也不曾经受过的那样大。但是我们所担心的却不在这痛苦,而在受了这大痛苦还是真心求真理的心,在我们的内心里怎样地燃烧着。”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说“五四”一辈作家都是“写心”,这是确实的。叶圣陶努力描写的就是倪焕之的“真心求真理的心”如何“燃烧着”,因此不管叶圣陶如何看待倪焕之,他都必须尊重和体贴倪焕之的“心”。他不可能居高临下冷静客观地审视倪焕之,更不可能将倪焕之漫画化丑角化,一笔抹杀倪焕之的人生意义,最后再对他一掬同情之泪。

鲁迅更是如此,尽管他深知吕纬甫、魏连殳、涓生的缺陷、痛苦与失败,字里行间也不乏反讽。他写这些人物,目的就是想“竦身一摇”,像脱下一件旧衣服一样摆脱他们那种失败的窘境。但鲁迅仍然严肃地对待他们的缺陷、痛苦与失败,努力体贴他们的“真心求真理的心”。在小说修辞策略上,也尽可能让人物自己说话,披沥他们的真心。《伤逝》整个就是“涓生的手记”。《在酒楼上》大半是吕纬甫对“我”滔滔不绝地倾吐。《孤独者》则是“我”对魏连殳的观察与魏连殳给“我”的剖白真心的书信这两部分内容相互补充。

《活动变人形》就不是这样。倪吾诚虽然贵为主角,却始终处于“被描写”地位。作者当然不能说不想深入探索倪吾诚的内心,但这种努力仅止于理性分析和判断,告诉读者倪吾诚必定是这样那样思维的,却未能像作者体贴自己的化身钟亦成、张思远、翁式含、缪可言、曹千里、岳之峰那样,尽量体贴倪吾诚的内心,或者就让倪吾诚自己来剖白。可怜的倪吾诚没有这个权利。作者更多只是让他像耍猴一样变着花样地出丑露乖。他的各种外在形状始终牢牢遮蔽着他的内心。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写躲在“胶东半岛的滨海城市”的倪吾诚终于托人给“萍儿藻儿”写来一封信,就又是他的一次出丑露乖的机会,“看完了信,静宜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静珍边笑边摇头。你说这叫嘛行子?你说这叫嘛行子?姜赵氏劝女儿道:别气了,就当他死了吧”。

同样是让人物写信,鲁迅、叶圣陶与王蒙的区别就是如此明显。我这并非指责王蒙未能像鲁迅、叶圣陶那样体贴笔下人物,因为他们写的不是同一类人。鲁迅叶圣陶是写自己的化身,而王蒙写的则是与自己在思想上有一段距离的父辈。换了钟亦成、张思远、翁式含、缪可言、曹千里、岳之峰等,王蒙就不会像写倪吾诚那样去写自己的这些化身了。倪藻和倪吾诚虽是父子,精神和思想上却并无多少实际的交锋和交集。倪藻作为叙述者对日据时代家庭争斗的回忆饱含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酸甜苦辣,但这并不是革命者对启蒙者的审判,更不是以革命来否定启蒙,毋宁是一个革命者对同样折磨着这一家数口的“旧社会”的审判,其中有几千年文化的弊端,也有像倪吾诚所推销的夹生的现代文明。

第四,“启蒙”和“革命”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先后相继的两个不同阶段,思想资源、具体主张、人员构成和最后结果都大相径庭,甚至革命者和启蒙者相互责难彼此否定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而革命对启蒙的推进和“改造”更是1940年代以后直至今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尽管如此,启蒙和革命并非简单对立或一个否定(超越)一个的关系。在启蒙的思想结构中已经包含了革命的萌芽,在革命的政治设计和文化理想中也继承了许多启蒙的精神资源。尤其当革命遭到历史性挫折、当革命需要在更大历史视野中反省和推进自己的时候,那似乎没有收获正果的启蒙运动又一次进入了革命的视野并获得新的阐释。这正是《活动变人形》诞生的19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旋律。19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在革命的框架内容受了启蒙运动,也再一次集中批判了启蒙时代早已猛烈批判过的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1980年代的革命某种程度上正是接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运动。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诞生的《活动变人形》不可能将革命与启蒙放在截然对立的两极。

当然《活动变人形》只是以长篇小说平行对照的松散结构让革命和启蒙在很少交集的情况下各自演出自己的悲喜剧,并没有让革命和启蒙充分互动,从而揭示二者实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整个1980年代的革命反思与新启蒙运动也都未能最终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

因此,《活动变人形》小说的重心,毋宁应该是借倪藻痛苦的童年往事来写倪吾诚作为启蒙者的独特的这一个(夹生的流于皮相的新文化拥护者)的困境和失败。推而广之,《活动变人形》的主题毋宁应该是以四十年代日据时期北平倪家的悲剧来显示现代文明要在古老的东方古国结出美善花果将会何等艰难,或者说是为了显示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的尴尬,以及古老中国实现文化转型与文化创新的任重道远。

文化的涅槃决不会像诗人郭沫若描绘的那样一副一蹴而就的美丽画面,其中必然包含了类似倪家祖孙三代所经受的无穷的痛苦与折磨。这种因文化冲突和转型而导致的痛苦与折磨,在现代作家如鲁迅、叶圣陶笔下多半呈现为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的庄严的悲剧,而到了当代作家王蒙这里,却是一出又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的喜剧或闹剧。

读《王蒙自传》可知,倪吾诚的原型就是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对王锦第的学术经历和人生轨迹,至今还缺乏充分的研究。或许正因为有了《活动变人形》太多刻意贬低的描写,在有些人看来,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像王锦第这样普通的现代知识分子,就显得不那么有价值了吧?但换一个角度,也许恰恰因为有《活动变人形》这样太多的刻意贬低,像王锦第先生也还是有更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即使作为他的同学何其芳和李长之的人生道路的某种补充和对照的更大一群被历史埋没的知识分子,也是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有没有值得研究的价值,判断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的生活有没有意义和价值,难道可以仅仅看他或她有没有皈依某种“真理”吗?何况倪吾诚不也全身心地皈依了他心目中的某种“真理”吗?比如他所理解的科学与爱情,比如他所神往的西方现代文明,只不过他所皈依的“真理”后来没有被贴上为更多人所承认的更加权威的标签而已。

即使倪吾诚果真与“真理”无缘,果真“一顿饭就能改变世界观”,果真庸庸碌碌过了一辈子,难道他的生活因此就完全失去了价值吗?谁有这个资格审判一个人的“平庸”?倪藻吗?倪藻的“审父”资格究竟如何取得?因为他是父母争吵的牺牲品?因为他后来追求到了父亲没有追求到的“真理”?凭什么判断一个人的人生有意义,而另一个人的人生没有意义?鲁迅笔下的吕纬甫不是说过,他的人生就像蜜蜂和苍蝇,飞了一圈又飞回来停在原地点吗?鲁迅难道因此就完全抹杀了吕纬甫的人生意义?吕纬甫的话固然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更深刻的人生洞见。诗人穆旦不是也曾说过,他用尽所有的努力,最后发现只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吗?王蒙先生本人不是在2016年,亦即他正式从事文学创作的六十周年,居然将五十年代初从革命队伍中急流勇退、甘心做家庭妇女的陈布文女士刻画成他心目中的“女神”了吗?

站在今天的立场,如果王蒙还想再写一写倪吾诚,他会把倪吾诚塑造成什么样子呢?

《王蒙自传》还提到一个细节,1984年王蒙的小儿子患忧郁症,王蒙陪他到处求医问药,到处旅行,以望调整情绪,排解忧郁。正是在这过程中,王蒙突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童年和家人为原型,写一部撕心裂肺而又贴心贴肺、暖心暖肺的作品。

因此王蒙创作这部作品或许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想告诉为忧郁症所折磨的他自己的儿子,也想告诉天底下所有随时会遇到类似精神风暴的年轻人,不要太在意自己相对封闭而狭窄的情绪天地,不妨走出去看看社会上别的人,至少应该多看看为了年轻人而忘我地工作和拼搏(至少是辛苦备尝)的所有中国的长辈们,看看从他们的生活中,年轻人能够汲取怎样的力量,获得怎样的启迪。

比如,在极端的情况下,假使你是一个小辈,不幸遇到倪吾诚这样的“混蛋”爸爸,或者小说中描写的长期守寡而性情乖张的外婆与大姨,以及心态脾气也好不到哪儿去的母亲,那你该怎么办?站出来“帮助”他们,介入他们的矛盾,希望他们听你的话,按你的心愿改变他们的人生?你有这能力吗?或者你自以为发现了他们的吵吵闹闹正是造成你忧郁症的罪魁祸首,你因此更加远离这些可怜的亲人们,更加退回自己的情绪天地?或者大闹一场,与他们同归于尽?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还有可能像书中“倪藻”那样采取更好的方式?比如你既努力与长辈取得相互谅解,又不必强求这种谅解。你既处处关心他们,也懂得克制,懂得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给双方争取必要的独立生活的空间,甚至如前文所述,承认自己和父辈在思想上有一层隔阂,承认自己对他们的许多事情其实也并不怎么了解。这样你才敢于正视长辈们的缺点与罪恶,却绝不揪住不放,同时还要反躬自省,问问自己有没有同样的缺点与罪恶,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理解他们。或许只有这样,你作为小辈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长辈,才能对包括你自己在内的所有亲人给予更高的理解、宽恕与同情,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走出历史文化的惯性与人性的怪圈,走向美好和光明。

这是不是《活动变人形》另一个重要的创作动机呢?当然对创作动机的推测很难十拿九稳,甚至也并非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一定的创作动机与作品所达到的一定的思想艺术境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客观上,《活动变人形》在帮助读者调解家庭矛盾、抚慰年轻一代心灵方面可能具有的启迪,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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